是伸张自己的文明和标准，除非你有反过来揪住对方脖子的实力。然而可想而知，一个西藏老喇嘛怎么是英国小伙儿的对手呢？
2、大炮上课
西藏人不理睬英国人与中国人签定的条约，继续我行我素。他们毁掉英国人在锡金边界立的界碑，像过去一样随便穿越边境，赶着牛羊到边境另一侧去放牧。中国答应印度货物可免税通过西藏的亚东关卡，西藏人却照样征税。西藏商人可以自由到印度去做生意，英国人却不被允许进入西藏。在英国人以破坏条约指责西藏人时，西藏人就装糊涂，说中国驻藏大臣从未把条约给他们看过，条约也未经西藏政府同意，所以条约无效。而当英国人打算与西藏政府直接交涉的时候，西藏人却又会让他们去找驻藏大臣，推托一切外交权都在中国人手中，他们不能僭越中国皇帝。从第一次英藏战争到第二次英藏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西藏人一直就在跟英国人玩这种东方式的游戏，指望以推托扯皮消磨对方，将己所不欲之事化解于不了了之中。中国人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把条约不能执行的责任一股脑推给西藏人，说他们不服管束，骂藏人“愚昧无知，蠢如鹿豕”。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对此感叹：“在对西藏政策问题上，我们似乎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转圈。如果我们与西藏交涉，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就是叫我们去同驻藏大臣打交道；如果我们与驻藏大臣交涉，他就会寻找借口，说他无力对西藏施加任何压力。”英国人开始明确地、坚决地要求与西藏统治者直接对话。他们无法容忍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如荣赫鹏后来对西藏人发表的演讲中说：“吾英人可以经商于俄、德、法及其他诸大国中，亦可经商于中国之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其他藩属中，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 ” 西方人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并将其视为公理的态度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英国人首先希望能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以通信的方式沟通。那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西藏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即使他不按照英国人的思路考虑问题，只要能对上话，总可以通过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印度总督寇松连续数次致信都得不到回答。1899年寇松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在六个月后被原封不动地退还，西藏官员表示他们不敢向上转呈。寇松委托专人去拉萨亲自送信，达赖喇嘛照样拒绝予以答复，连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时，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当时的西藏人就是这样，似乎只要捂上耳朵，蒙上眼睛，任你怎么做怎么说一概不看不听，你就死活没招。英国人也有办法，你对我不闻不问，我就揍你，打疼了你，你就不得不睁开眼睛，跟我对话了。1903年，在印度总督寇松的策划下，一个武装“使团”──堪称外交史的奇迹──开始向西藏境内挺进。寇松任命的“交涉使”（亦为“使团”团长）荣赫鹏是一个渴望着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军官。对这个武装“使团”的使命，英国国内、包括当时的帝国政府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使团”初始阶段非常谨慎和缓慢，每前进一段就停下，要求西藏派遣有决定权的高层政府官员前去谈判。西藏人继续坚持不闻不问的策略。一路上只有低级官员与荣赫鹏周旋。他们除了不停地重复拉萨当局要英国人撤退的要求，仍然是连信也不敢转交。荣赫鹏只有采取把信当面念给他们听的办法，指望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上转达。中国的驻藏大臣也始终没有出面。后人指责驻藏大臣失职，驻藏大臣辩解是藏人不提供乌拉。关于这一点，最近由几位藏族历史学家写的《西藏通史》这样写：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裕钢亲赴岗巴宗与英方进行和谈，阻止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认为：“原先虽在隆吐山战败，但元气尚可恢复，可驻藏大臣升泰反对抗英，结果失去了大片领土。如果这次驻藏大臣再度反对的话，那将会误大事的。”因此，不同意驻藏大臣赴岗巴议和。当时驻藏大臣裕钢及两位帮办处于无奈，向皇上呈报西藏情况后辞去了职务，清朝就委任有泰为驻藏大臣，委任纳钦为驻藏帮办。
由此看，驻藏大臣的辩解并不完全是假话。所谓隆吐山战败，指的就是1888年那次英藏战争。当时因为清朝政府及早采取与英方谈判解决的态度，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扩大，西藏人也因此没有对双方的实力差距产生清醒认识，以为西藏堪与英军一战，只是输在驻藏大臣自行放弃抵抗。所以，这次西藏在坚持不与英方正面接触的同时，大规模集结藏军和各地民兵，决心以武力阻挡英国“使团”的前进。等到双方真正在战场上交手时，与其说那是双方之间的战争，毋宁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西藏战士虽然经常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英勇，但是其武器的原始和军事素质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军对手。每次战事，英国军官率领的印度和廓尔喀士兵几乎总是以死伤几人的代价，杀死成百的西藏人。以至战斗过后，那些讲究荣誉感的英国军官情绪低沉，无心庆贺。英国国内报纸则纷纷抨击“使团”的残无人道，甚至英国议会也将其评述为“对手无寸铁之人的大屠杀” 。为此，英国《每日邮报》当时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 Candler）在他后来写的书中这样辩解：
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人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奇特的是，中国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有着和英国人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 ” 。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中国和驻藏大臣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反复警告藏方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后果必定惨重。既然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他们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以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有心思带着手下人给他买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对有泰的行为，后来中国人提起只表示气愤，然而那其中除了有泰的个人品质可以谴责，还应看到更深一层：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上千年沉溺于东方统治权谋的中国官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尚没有获得综观世界潮流的眼光，甚至还不能清楚地理解“主权”到底为何物。有泰倒不一定是有意丧权辱国，而是他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于那场战争的具体过程，许多著作都有详尽描写。在这里摘两段引文，可能更有助于得到直观感受。埃德蒙·坎德勒在英军与藏人的第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印度治疗，三个月后他重新返回西藏，又路过当时的战场。
我发现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个人在撤退时，子弹穿过了肩部，他回转头，面对着我们的枪弹倒下了。另外一个则用指头劳而无功地扯着地上的草，这时草丛中正开放着一朵鲜艳的粉红色报春花。萎缩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边，尸体成堆，焦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铁锈，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风中，从一颗脑袋上掉下来的一束黑发团团卷了起来。尸体身上的东西全给扒光了，只是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点点布条之外，这样尸体比全裸着还要难看，另外就留下了颈部一些不值钱的护符。由于这些东西的神秘力量，无人认为这些东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显得慈祥一些，在他们的周围撒满了春天美丽的花朵。
另一段引文是西藏方面的材料。在西藏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封1904年藏方前线指挥部成员西尔邦朗童写给噶厦政府全体噶伦的信，叙述他奉命去招集和整顿溃散藏军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藏军溃败的程度。
……来到仲仔溪达村时，遇见许多溃散的藏兵。我们叫过来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带着洋枪。自称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并说他们是派来守卫山头的，因不敌而逃来。我俩劝他们不要再逃跑了，同我们一起去仲仔。他们口称遵命，但最后还是逃走了。我们到达属于噶丹的山庙牧场时，发现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这里休息。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山头失守后逃跑来的。我们劝这位僧官率领他的人同我们去仲仔。僧官不答而离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议我们先说服僧官。于是，我们追赶僧官洛曲直到奴玛山后时，见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处烧茶休息。经查问，始知这些藏兵是从彭波地区调来的，僧官则是该部的督战官。我二人劝他们要以政教大业为重，齐心协力共同对敌，要求同我们去仲仔集中待命。该僧官和藏兵回答说，他们从彭波来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数已战死，现只剩六十余人。大家已经尽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劝说藏兵，反而煽动藏兵谩骂我两人，特别是二人离开此地一段路后，他们向我们开了一枪。感谢三宝护佑，我们没有被打中。一个僧官，竟然如此目无法纪，枪口对着自己人，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内忧外患中。对僧官的这种非礼，使人难以容忍，但因寡不敌众，当时只好作罢。我们于二十三日黄昏前到达仲仔地方，当询问溃散部队的去向时，据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军由军饷部派往江孜，但据说多数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从江孜逃来的人传说，江孜宗和寺庙已彼敌军攻占，我方守军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骑兵无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贡热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寻找噶曹喇嘛并招集散兵。我令朗如骑兵和那曲、那仓的余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军继续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坚守住现有阵地…………与军饷官和日喀则宗本们研究御敌之策。他们说：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敌人是应该的，但手中无兵啊！据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经仓贡、仁则开走了；山南的藏军驻扎在年楚河以北，别处基本无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认真抵抗，就连浅渡也难以守住……
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对藏人在那场“爱国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还在当时的主战场江孜修建了纪念馆。然而从上面这封信中，哪里看得出英雄主义的踪影？1904年8月2日，带着大炮机枪，踏着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二十八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一小伙随从逃离了拉萨，流亡蒙古。面对着高耸于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
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驻藏大臣有泰以牛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英军。英军未进拉萨以前，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慰问，说他曾向达赖喇嘛力争，不应该对英国人“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无礼“深引为羞辱” 。他和荣赫鹏一见面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互相倾诉对藏人的厌恶。荣赫鹏表示极能谅解有泰在西藏的困难，因为他自己刚刚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抱不安”。荣赫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 。中国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后，荣赫鹏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应选用有泰一流人物” 。后来中国人把有泰定为“卖国”理由是足够的。他作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代表，面对荣赫鹏迫使西藏人签署丧权赔款的条约，不但“无一语匡救”，还又哄又压地督促西藏人屈服 。正如随后去查办他的钦差大臣张荫棠所斥──“诚不知是何肺肠”。我想，除了颟顸怯懦和昏聩，在有泰的“肺肠”深处，可能还始终在转动着一个中国人的小心眼──尽管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对象，他仍然以为可以像线装书记载的老祖宗们那样，玩弄“以夷制夷”的古老把戏罢。
3、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不过，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最后解决，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以夷制夷”的结果。只不过那次“以夷制夷”并非出自中国人的权谋，而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寇松和荣赫鹏尽管不乏英雄主义和对帝国的效忠，但是以其地处一隅的局限性，这着西藏棋就一步而言走得虽然精彩，在二十世纪西方强权政治的大棋盘上，却并不一定有利于大英帝国的整体战略。当时在亚洲参与大争夺游戏的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和俄国。英—俄关系是问题的焦点。殖民南亚的英国与控制了远东、蒙古并已扩展到中国新疆的俄国之间，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们直接遭遇的缓冲地带。从避免龙虎斗的角度，两个大国愿意保持这种隔离。何况“天助西藏”，在那片广阔的高原上，实现控制和建立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