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正像前面所说的，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那是另外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无论认为那是宗教苦行、集体“洗脑”，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并且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了西藏。毛泽东的精神威力在中共军队与藏军在昌都进行的战役中就已充分展现。战役之前，为了适应高原，中共军队有房子不住，却宿营帐篷。每天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士兵们在背包里装上重达三四十公斤的石头 。战役打响后，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是全歼藏军主力，实现那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必须及时切断藏军退路，完成包围。藏军回撤走直线，中共军队却必须绕行一个长达千里的迂回。十八军52师154团是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之一，部队最长连续奔跑36小时，很多士兵累得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团长郄晋武肩抗一挺机关枪始终跑在队伍最前面，到达最后目的地恩达时，身边只剩32个士兵。从另一个方向合围的青海骑兵支队赶到恩达时，一千几百匹战马跑垮了五百多匹，除掉队的以外，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徒步奔跑的百余人。52师师长吴忠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只有开饭前后才能作短时间休息，十多天内连鞋子都没有脱过，一天趟几条河，鞋子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脱不下来，两只脚肿得像面包。” 结果中共军队以几小时的提前量抢在了藏军前面，使藏军因退路切断不得不全体投降，葬送了西藏军事力量的主力。随后进军西藏遇到的困难更大，除了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成的行军艰难，还有后勤供应跟不上造成的饥饿。有人甚至被饿死。至今在进藏路上，还可以看到当年进藏者的陵墓或纪念碑。一些碑上刻着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了克服雪盲，当时的办法是把马尾巴剪下来编织成网，罩在眼睛上，由眼睛还能看得见光的人牵马，完全失明的拉着马尾巴跟在后面一串。因为西藏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植物，取火作饭只能以牛粪为燃料。每个士兵随身带一个口袋，看见牛粪就拣。雨雪多，牛粪太湿烧不燃。为了宿营时能作成饭，一些士兵把湿牛粪夹在腋窝里行军，靠体温把牛粪捂干。本来女兵不进藏，但是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认为文工团对鼓舞部队士气不可缺少，不同意精简，所以文工团女兵也加入了进藏部队。她们遇到的问题当然更多。女兵李国柱回忆：
在进藏途中，我们都怕碰上经期，一接近经期就提心吊胆。一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藏时，我们为了减轻携带行李的重量，谁也没有带卫生纸。月经来了，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把棉裤腰间的棉花扯下来用。当时我们女兵的棉裤，腰间的棉花全抽完了。因为这一节上面有衣服挡着，冻不着人；第二就是用路边上一种宽叶草，像牛皮菜一样的这种草来垫，用过之后扔掉。这种草很柔软不扎肉，但干了后很硬。我就吃过亏，把阴部都磨出血了。但还得要用它，因为没有其他比它好的。一条棉裤腰上的棉花扯不了几次就扯完了。经期我最怕过河。我倒霉的经期在快到拉萨时又来了。那里十月中旬，有一天我们一下就过了十三条河。你说冷到什么程度？脱掉鞋袜下到水中，脚板上立刻就冻粘上小石头。这些石头还不能随便往下弄，一拔石头连肉皮都要带一块下来。我们班就有一个女兵上当，一上岸见脚板粘满钉螺一样的石头，忙用手一颗一颗往下拔，一拔一个坑，血淋淋的，连路都走不了。对付这种石头要在上岸以后烧一堆火，将脚放在火边慢慢地加温，烤化冰后再一颗一颗地试着轻轻往下拣。可是河水再冰也得过。我现在经常腰痛就是在经期过河种下的病。刚进西藏时过河都把棉裤脱掉，后来脱不及了，因为走不了多远又有河，就干脆不脱。棉裤湿了，上岸后身体的热量刚汲干，又得下水。关节炎是我们当年进藏女兵的家常病……西藏的太阳很毒，把所有人的脸都晒得黝黑。风卷着沙成天往身上钻。洗脸后，风一吹脸就火辣辣地疼，所以我从来没有洗过脸，洗过头。说来也不怕人笑话，内裤上几次经期残留在上面的血迹都没有洗，更不要说常洗澡了。我们从离开康定后一直都没有洗过澡。一直到居胫菜温泉，我们等男兵洗完澡走了，等到黄昏了，才钻进温泉彻彻底底地洗一洗身子，洗一洗内衣内裤。裤衩脏到什么程度——一揉就是一泡红血水。开始不好意思，后来见大家都是一样脏，也无所谓了，不怕羞了，也认为理所当然了。由于几月才洗上这么一次澡，经历了几次经期，我们全体女兵当时生殖器都受细菌感染。白天行军出汗痒，晚上睡觉发热后痒，也不好意思抓痒，都强烈地控制，精神极度紧张。许多人失眠，精神衰弱，这也是造成许多当时进藏的女兵患妇科病的一个原因……
面对中共军队进藏时的坚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甚至可以由此理解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来源。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到后来，毛泽东也许已认为全体人民都该为他这样献身，不献身反而成为罪过，当然，那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进藏路上为牺牲者所立的碑中，不少是为纪念筑路死难者的。仅修通四川进西藏一条公路，就死了三千多人（最新材料披露死亡人数为4963人 ）。川藏公路的修造异常艰难，大量在悬崖绝壁上修路的地段需要悬空作业，先用绳索把人从悬崖顶部吊下去，在悬崖上打出炮眼，再用爆破方式炸出路基。在永冻土地带，则要先从几十公里外砍来木柴，烤化冻土后再施工。那时连一份详尽一点的西藏地图都没有，更不要说水文、地质、地震等方面的资料。为了建立资料，当时派出了十几支勘测队。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记述勘测队的情况：
有一支勘测队，从昌都到拉萨步行踏勘，往返行程约五千公里，整整历时一年多。由于山高、路险，林密，又无通讯工具，他们和司令部失掉联络数月之久，为了勘察一条合理的路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见的悬崖绝壁，渡过数十条激流冰河。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一个个衣服磨破，发乱如麻，胡须满面，面黄肌瘦。当我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握着他们的手，看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的面容时，不禁感动得流泪……
在公路修通以前，十几万人筑路队伍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长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以野菜充饥。当时一个团一年吃掉150万斤野菜。冬天住在帐篷里，冷到鞋会被冻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要用棍子才能撬开 。雨季来临，塌方、泥石流、山洪经常把修好的路大段摧毁，只得从头再修。但是那时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涨，有些事会令今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例如冬天掌钎打锤震得手掌开裂，士兵们竟然能用缝衣服的针线缝合震裂的虎口再继续干。为加快筑路进度，他们夜间把棉花绑在钎子顶，黑暗中看着棉花的白点打锤 。筑路者的生活条件也简陋到极点，洗脚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铺上油布，代替洗脚盆。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五、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人领了一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骑上马背着木牌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我认识北京科技出版社一位名叫郭亚夫的编辑，当年为申请进藏去“革命”，曾与另一个同伴找到正在北京办“学习班”的西藏领导人住地，潜入当时西藏主要领导人陈明义的房间。几个小时后陈明义才回房间，被她们吓了一大跳。她们当天没有磨出结果，几天后又堵在军用机场，表示揪着陈的飞机尾巴也要去西藏。陈明义只好表态只要她们能到西藏，他就欢迎。结果郭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历尽千辛万苦，坐火车，倒汽车，最后真地到了拉萨，站到了陈明义面前。陈无话可说，只好批准他们去拉萨郊外的军区农场去喂猪和种地。两年后，郭和她的同伴们被分配到位于藏北无人区的勘探队，一干就是十一年，跑遍了藏北的山山水水。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然而那时中共的威力还在于，即使进藏者心里后悔，嘴上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汉人刚上高原，有时连吃饭都会因为高山反应成为难事。驻扎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的边防连队，有一个传统“吃饭比赛”，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而设立的。炊事班每天记录每人每顿吃饭的数量，进行成绩评定，一碗及格、二碗良好、三碗优秀，吃多的表扬，吃少或不吃的批评。刚上哨卡的士兵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实在不行只能靠输液维持。对于进藏汉人，与内地的通信是个大问题。不少地方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邮路就中断，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把积攒在一起的信件同时送到。一位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过的汉人这样回忆：
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干部职工带来春的信息。噶尔昆沙更像家家要讨媳妇一样坐卧不安，兴奋不已，都在盘算着绿衣使者将给他们带来什么。邮车抵达仅剩下一天路程的日土县，给噶尔昆沙发来第二封电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希望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分，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城墙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讯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几十封信。人们一般先把信按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好，然后从最早一封开始看起。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一展现，随着不同事情的喜愁悲欢，有人先哭后笑，有人先笑后哭，或是哭了又笑，或是笑了又哭，那可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在那种条件下，最难过的要属正在与内地“对象”谈恋爱的人，无法通信往往导致恋爱破裂。急迫的人只有借助那时仅有的另一种的通讯手段──无线电报，花费贵不用说，而且无法顾及隐私。阿里地区一个报务员为人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我昨晚做了一场美梦，趁你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事后报务员和发报人都为这封电报受到严厉批评，被领导干部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闭塞与孤独常常给人造成性格或行为上的变异，例如有人谈到这样一件小事：
我与区秘书（一位汉族大学生）同室而居。他每天凌晨七点——距天亮还差两个多钟头，总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中央台播送的广播体操口令。但是他并不做操，人仍躺在床上，频率并不对得很准，嘶嘶啦的杂音更加揪心刺耳，直到口令结束才关机，再次进入梦乡。天天如此，成为一种怪癖，我忍不住问他为了什么，回答是：“我想忘掉孤独。”
那时西藏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多数进藏汉人都无法把家安在西藏。有的即使夫妻都在西藏，也把孩子送回中国内地由亲属代养。这样的孩子往往与父母在感情上非常疏远。有的孩子因为从小常年不叫爸妈，后来终生都对叫爸妈难于启齿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都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日喀则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是一个“老西藏”，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日喀则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支全国各地进藏的巡回医疗队。到处都能见到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的身影，或骑马、或步行，条件最好的是坐卡车，奔波各处去给西藏老百姓看病。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对中共的真诚信仰，还因为处在那时的“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它所需要的汉人进藏，而且可以容易地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