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徒步横穿南极而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汉人秦大河，在西藏却被高原反应打垮，陷入昏迷状态；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说他母亲试了三次去瑞士探亲，都因为不适应低地气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复健康。这种对比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需要时刻记住已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差别。它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追根溯源，却往往能够成为理解某些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高。地球上高耸起这么一块大地，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别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纳入主流，失去自身传统，道理在其传统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对西藏，不管怎么打破它的隔绝，有一点却怎么也改变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传统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严酷中，与缺氧、低温、狂风、冰雪、强辐射为伴坚守了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没有人类生活，也就不归属于人类。因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认为西藏属于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
2、无人进藏（上）前面曾提到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换中，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对历史是非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由于既成事实往往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因此肯定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公平的。以中国之十几亿人，对西藏之几百万人，以实力较量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如果仅以人口数量和军队大小为实力的标准，西藏确实与中国相差悬殊。然而我们在前面也谈了“天助西藏”，西藏的地理、气候、生存条件与交通的封闭，一直都在有效地帮助西藏人阻挡侵略者。“人活半口气”的状态，也使得低地人难以产生进藏的兴趣，哪怕逼着他们，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逃避。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与西藏的实力又不那么悬殊了。在中共接管中国以前，西藏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为什么没有控制西藏？原因之一就在那时的中国人战胜不了西藏的“天”——即没有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其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的话，它有再大的人口优势不也等于没有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足够的汉人人送进西藏，在西藏长期坚持下去，什么时候也就等于中国战胜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早就做到这一点，中国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然而，中国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 。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包括家属及其汉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区“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后面对此有讨论）。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不要说汉人移民不进西藏，就连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清末有人提出过西藏建省的设想，以“改土归流”的思路将西藏的“异质”政权转变为“同质”政权。但是连被治史者指责为“颟顸武断，漠视藏情” 的驻藏大臣联豫对此都不同意。并非联豫不想，建省最有利于他独揽大权，而在于他知道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反复强调的“无人”。当年偌大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 。遍览联豫在藏期间给朝廷的121篇奏稿，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计25篇，占总数的将近21％，足见需求多么强烈。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联豫自调任以来，先后奏调咨调不下四十余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直到最后，他也无法实现这种最低要求──“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 。而类似“在藏人员，实苦不敷差遣……惟藏中人材缺乏，诸事维艰……”的抱怨，在他的奏稿里仍是处处可见。一个堂堂二品驻藏大臣，身边只有数员当差者，他究竟能干多少事，发挥多大作用，凭此一点即可估价大概。即使他请调的四十余员尽皆到位——靠那点人又如何够建省呢？为何中国派赴西藏的官员少到如此地步，又为何驻藏大臣一再要求增加进藏官员而不成？也许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各种摆在桌面上的考虑，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能分析出各种原因，但是我宁愿相信历史的很多结果，其实是当事者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官员们不愿进藏。照理说官员不同于移民，去哪里上任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否愿意，而是上级的任命和调遣。然而被调遣的官员不必采取抗命方式，他们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理由（他们可以找出无穷无尽的理由），再配以持久的软磨硬泡，往往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例如联豫赴藏上任之时，带了一班随员从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炉（今甘孜州首府康定），随员即要么告病，要么托故，纷纷后退，仅剩一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盘桓多日，勉强补上几个随员才能继续进藏。他奏请调用的官员，也是“以道途险远，辞不赴调者，殆居多数，余或中途辞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满假归。” 。有的大臣不得不带自己儿子、侄子做为随员去上任 。其实康定虽为入藏门户，气候和风俗开始变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国”的面貌，远较藏区纵深处繁华。我曾从那开车进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为“哲多”的大山。山顶积雪数尺，西眺荒凉无际，大风与阳光搅成一团，西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体会那些只能骑马进去而且将一住数年的古代官员，逃避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连我都有。三十年代黄慕松进藏，一路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在他的进藏日记里，依然通篇可见路途艰辛。举一段他在路途过夜的感觉：
易珠雄处于高山之阴，空气稀薄，呼吸迫切，气候严寒，冰须裂肤。夜寝重被之上，覆以毛毡，内则体温外发，外则冷气内侵，暖不敌寒，化成水气，毛毡尽湿，触受即濡，瑟缩无眠，头痛又发，直至天明……
走过进藏之路的历代文人所写诗句──“人渐西来天渐冷，密云细雨马头生”、“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那得不回头”……无不透露悲凉的气息。国民政府派驻康区的一位县长给黄慕松说了个谜语──“关外县知事”，打一“四书”里的人名，谜底是“司马牛”。意指在藏区的县长，仅经办乌拉，管理牛马之事而已。黄慕松对炉霍县的描述，整个县城“居民不过百余，有一条小街，长五丈” 。五丈是十五米，还不够一个三级跳远的距离，可想谁会愿意被派到那样的地方去当官？有人可能怀疑我的结论。不愿进藏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怎么能决定中国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个国家的统治机器难道可以被其下属官吏所左右？事实往往是这样，官僚体系的官吏们如果取得一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制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开的，却会使统治机器的运行成本急剧增高，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而不了了之。不愿进藏不是谋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会给予同情、帮助说话或提供方便。虽然进藏者的数量在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但是每个面临进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后门、托人情的庇护网络，网络串网络，从小到大，就有了整体性，个人的小动机也就会影响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针。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135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 ，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联豫奏折虽似客观报告──“西藏地处极边，道路险阻，水土恶劣，天气苦寒，各省人员，或惮险而畏葸不前，或应调而半途即返”，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体弱多病，希望内调，或是请求回京述职（实为休假）的文字一样屡屡可见。设身处地去想，此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112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臣，加上9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一共123人，竟有32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死亡比例高达26％──四分之一还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还有3人是被叛乱藏人所杀 。但是无论中国官员如何不愿意进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于是就得考虑“重赏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拉进西藏时，别的事都没想起叮咛，却也没忘了赏一千两银子。联豫给朝廷出主意，按照当时的出国人员标准，把进藏随员的工资从每月六十两银子提高到一百六十两，并发置装费，任期结束，再根据劳绩给予升迁。以“重赏”鼓励进藏，使进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进藏就遥远险阻，花费巨大，财政压力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国家尽量减少驻藏人员。中国官员普遍不愿进藏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使西藏变成了 “被议降革之员”“发边效力赎罪”之地。因为只有这种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愿意有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新环境。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因为得罪了朝廷权贵，被遣赴藏是权贵的惩罚或报复手段。那些不得已进藏的官员，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设法留在相对比较繁华的拉萨，而不去西藏其他地方。这使得中国对广阔的西藏社会基本不能发生影响。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权，前提之一是需要让中国官员掌握（至少可以约束）西藏的基层政权，可是中国官员连去拉萨都千方百计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为偏远艰苦的其他地区呢？1792年，清朝出兵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后，鉴于导致那场战争的问题出在班禅治下的后藏，乾隆下谕：“驻藏大臣二员，向俱驻扎前藏，于后藏事务鞭长莫及，嗣后应分驻一员，以资弹压，遇有事务就近办理” 。照理说乾隆这主意出得不错，但是带军进藏的大将军福康安等却筹议否决了乾隆这项动议，理由是两位大臣分驻前后藏，不便商办事件。其实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过历史的书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围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渐浓，有可能被派往后藏的副大臣开始诉说，连在拉萨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则该怎么活？正大臣也许仅为打麻将别缺人手，也会帮着副大臣说情。福康安受了招待（也许还受了礼），何不送一份人情？于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么对付皇帝，用什么理由，怎样表述，最后让高高在上的皇帝无奈地听凭他们的意愿。当然这仅是想象，不过也有类似的实例。民国期间国民党特务首脑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组进藏，指定他们的任务是去西藏与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报。那小组的一个成员后来亲口所述：“拉萨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荣，生活条件较好，汉人较藏区其他地方多。于是大家都留恋在拉萨。上级一再来电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1946年。” 那小组进藏时间是1942年，在拉萨一泡就是四年，最终也没有一人去江孜。到西藏的中国官员皆盼望早回中国内地。黄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蒋致余的工作人员担任民国驻藏代表。蒋驻藏三年后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内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命令他留在拉萨等待接任者，然而蒋竟不顾指示自行弃职离藏 。这种以断送仕途前程换取离开西藏的举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员不喜欢留在西藏的强烈程度。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果洛玛多县遇见的一个汉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满二十岁，一条腿跛于小儿麻痹症。那时我在玛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护士，少言寡语，工作特别细心。在我将要离开玛多的前夜，她问我她该怎么办？她没说出是什么怎么办，但是我明白。牛粪火在天花板上闪动，窗外北风嘶吼，荒原长夜漫漫。她的脸充满了让我心酸的悲哀。那脸上花蕾一般的鲜嫩终会在高原日晒下褪色。哪个少女不是充满了人生向往，但是这片无边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内地文明培养的向往，连打发时光都成了日复一日的折磨。我倾听大风从远方送来的狼叫，想了很久，对她说：“信教吧。”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说：“我是团员，不能信教。”她现在还坐在牛粪炉旁编织她的毛衣吗？风声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脸该被风吹出许多皱纹了。
3、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
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