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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二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三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四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五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