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事实上在妨碍甚至在歪曲我小说的推进的那位读者,我投入了自己整个的胸怀。为了消除掉我对他萎缩的爱或傲慢,我不得不对前面讲述过的故事稍加修整。这么说吧:某个人叫我把她的故事写成小说时,我曾让她先脱光所有的衣服;但是现在,我想把那句话转变成:“作为小说家的我先脱光所有的衣服;假如您愿意把您的故事讲给我听,那就请您也脱光衣服吧。”然后,或许再换个语调压低声音加上这么一句:“何况,您已经是活生生的数万篇小说了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尤其希望自己的小说无时不刻都呈现为某种统治性的状况。不是某个事件继续进行下去,或者是每一个字在形成一种状况,而是小说刚刚起头,具体的故事还没有展开之前,整个气氛和状况就已经决定下来了。以后的进展在与其状况的吻合中,或许以适用于其状况为前提被赋予意义和色彩,并得以继续前进。至少我在为了达到那样的目标而努力着。
说得正式一点,我是如何把握现在主导着这部小说的气氛或状况的呢?每次有这样的疑问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几天前看见过的一只蚊子。跟其他公寓一样,我现在住的这座公寓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蚊子。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适应了公寓环境的那些又小又黑的蚊子,也会从平日藏身的浴室的某个角落突然现身,不得不让我以惊讶的眼神注视它们。有一天我正敲打着键盘写作,为了集中一再分散的思维而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然后再次把目光转向原位,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只小小的蚊子坐在我的右手背上。随着气温的降低,应该会气力减弱,失去警戒心的蚊子,居然这般大胆地暴露身体并公然地扑向人!那个家伙翘着看起来像细线又像铁丝的有弹力的后腿,微微抬着尾巴,一动不动。那种姿势简直敏捷而明快得很。它的脑袋当然紧挨着我的皮肤,说不定已经把针扎进了我的肉里,虽然肉眼看不到。
是的,目前这篇文章的统治性状况正处在不知原由的迫切和深刻中,结果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陷入越来越深的无可奈何。可是,现在又使我产生挫折感的是,这种状况不限于我的小说,对正在写小说的我也具有同样强悍的支配力。现在的我不可思议地被有着与小说本身一样负荷的那份迫切与深刻压抑着,因此,写作对我而言,至少是在这一瞬间成了一种苦役。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填补我与小说之间的偏离感,无法摆脱是我在无理地拽着停在那里的小说的想法。然而,出于多种原因,现在我无法中断写作。不管怎样,我不能因此而让同时折磨小说和我的这种状况传到小说之外去,连带着读者也受压迫,因此,首先应该使我自己摆脱那郁闷而沉重的负荷。因为在有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我和读者们的心理状态能通过皮肤的摩擦而形成交感。
在近十年的写作生涯里,我经常经历那种深刻与迫切感的欺骗和背叛。意思是说,有些时候,我会身处与自己判若两人的深刻状态中构思小说,或在深刻的心理状态中写下去。我时常会陷进自己正把某种奇思妙想写成小说的感觉中。只是再次阅读那个部分时,才知道不过是美好的错觉,是没有改观的自己让见解澎湃在小说的角角落落,而几乎达到了危险水位而已,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把写作行为看得过于深刻所致。因此,我始终警惕任何深刻或迫切感觉的征服。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变得过于轻薄,但是我努力使自己尽可能保持几乎让自己感到郁闷的淡漠状态。
现在,为了削减其深刻的程度而改变气氛,我要对读者做一个莫名其妙的告白。我刚才大声地唱过歌,又拿着指甲刀进入浴室剪指甲,然后坐在书桌前用电动剃须刀刮短短的胡子,随手翻翻时事评论杂志等等,然后忽然想起某人问过我的一句话:
“写小说的最大优势,简单地说是什么呢?”
我几乎立刻给出了回答:
“简单地说就是,写小说时几乎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当然,这句话也带着浓厚的玩笑成分,但是回想起来,似乎能从略带生硬的宗教气味的这句话中,引发出很多思绪。正像刚刚说过的一样,我确实能在写小说的同时及间歇的时间里做很多琐碎的事情。我有时都搞不清楚,在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中,是写小说为主呢,还是那些琐碎的事情为主?是写小说的间歇里做其他事呢,还是用写作来填补做各种琐碎事情的间隙?我几乎无法令自己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是否正因为不能断定任何一方,我扩大了写小说的优势的幅度?这是什么意思呢?把一边写小说一边可以做其他所有事情这句话翻过来讲,就是做别的任何事情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写小说。把写小说这个行为扩大到小说构思这个概念,则刚刚翻过来讲的话所具有的意义幅度可以无限扩张。
以此为线索,我可以摊开解释或辩明,为什么最近我的写作量大增这一话题。可以这么说,最近的我不管是在做什么事,连同所做的事本身,都在为写更多的小说而努力,并且是前所未有的努力。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局限在写小说这件事上。简单而粗略地说,对并非为人生本身的诸多行为,包括从人生的结构中引出某种东西,再按各自的原理重新组合的所有艺术性或文化性的东西而言,意味着将所谓创造性行为与日常行为完全相提并论成为可能。说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所谓的小说、文学,不得不与为了人生的劳动或日常行为相游离,艺术并不是人生本身。但事实上,我的意图与此截然相反。我无意分离小说与现实,而只是认可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最小限度的间隙,并以此给稍不留神就会像断了线的气球一样飞向天空的我的小说写作,挂上现实的秤砣,赋予它均衡的重心。这是我对待小说、并实现小说的方法论之一。
到此为止,这部小说又到了可以草草告一段落之际。与其说我是在回顾写到至今的这部小说,不如说是一览整体之后,忽然有一种所有字句都碎片化,甚至还可以说是粉末化了的感受。这或许是出于尽管一直警惕着,但还是不停地意识到下一章将要结束这部小说,使得自己难免拘谨的缘故吧。我真想不到写到了最后还被种种迷恋与惋惜压迫着,还要承受由此产生的贪心的折磨。最近我想看书时,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右手臂在抖动;想起小说时,手指也会产生在动的感觉。在人多或狭窄的地方,如果右臂受到了压迫,读书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手上拿着东西或戴着手套的时候,构思小说的行为也会变得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毫无其他选择,只好展开行动消除那些对我自由的限制。这么一来,不知何时起我的身上又出现了相反的状况,就是说,右臂的轻松、手指的自由度变得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我为最本质的东西,以致我常因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它们而战战兢兢。在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习惯性地做个反省。我是不是在谈论写作的自由度时,把手臂或手的舒适度作为问题的核心了呢?假如是这样,那简直就是掉进了为自由而自由的陷阱,自己封闭了问题的回路。在小说结束之前尚有余地针对那些问题进行思考,这一点令我倍感安慰;但似乎已经写到尽头的我,该如何为本章做一个暂时性的结尾呢?
九
至此,我才想把《赤身与肉声》在我最近构思的作品整体构图中将要占据的位置,确切地表达出来。总之,当这部小说作为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从其体制上也可以充分把握得到,它是这一期间我以“无政府主义者”之名写过、并且现在还在写着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中的最后一篇。我一定要说这话的原因,无非是想在结束叫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的四部曲的压卷之际,自我澄清一下我自身的或我特有的无政府主义,与这部叫做《赤身与肉声》的小说有着怎样的关联。尽管在某些方面那是我思考方式的基本趋向,但是,不可能始终如此。我相信,从定型中来的自由与无定型本身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和以往一样,这回还是从局限在我自己的极其私人的问题开始讲吧。干脆回到故事的开头问问自己:最近我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语词具体有着怎样的含义?再次澄清一下:虽然故事已经讲到了这里,但我仍然没有要赋予它们超出我们通常使用的一般性含义的意图。尽管带着历史性的浓重痕迹,但对我而言,无论何时何地,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语始终闪耀着新的光芒,可以说它们同时具有向内坍缩的否定和虚无性的含义和往外扩张的肯定而发展性的含义。当然,对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而言,因为它是激进性的否定,所以终究能获得肯定的领域。反过来,由于它在本质上是肯定性的,所以会以可疑的否定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并不是说它具有两面性,而是说其自身既是二,又是一。现在有些相关的言论令人莫名其妙,应该从刚才所说的那种视角去看待它。
不过,理所当然的,我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留在那种单纯的含义中。不,说得更严谨一点,应该是我急切地希望并不是如此。在我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一直致力赋予这个词以好几个方向的多义性,其中之一是要明确地意识“我是、无政府主义是、对某种东西的无政府主义”。因此,我并不是以小看我们人生的价值形态或意识形态为前提,耻笑他们而谈论无政府主义的。说得冒失点,我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对付成为人类自由之绊脚石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力量——如果有必要,就与之展开斗争——作为我自身意
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实施我的文学行为而已。
在我所确定的方向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文学。因此,我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是文学性的无政府主义。文学性无政府主义成为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脚踏板和出发点,二者差多是一回事。对于写小说的我而言,文学包含了个人、社会等所有的现象。因此,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会被并非文学本身的背景和各种价值、现象所迷惑,而无法靠近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或许这确保了我可以逆向性地怀疑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基准,令其不致于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堡垒。
这两种方向性,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是相互冲突的。但我并不惧怕矛盾。矛盾其实是我们人生的条件。因此,不能为了躲避矛盾而犯下使自身或历史成为矛盾的决定性错误,更不能怠慢那些相互矛盾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以及那种关联将会如何变化和发展等等问题。
不过,在此处这样说话的我,其实并不知道我的无政府主义具体会在怎样的脉络中,以怎样的姿态落定尘埃。那个事实让我感到不安,同时也让我心中踏实。回头去看,这一期间其很多小说家都回避正面探讨、简直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的若干问题,包括完全无历史性且虚无主义,甚至会蒙受败北主义嫌疑的问题,即无政府主义问题,我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它。我认为,在这个公然形成制度性压迫的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者清净的声音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马上流露出来,溶入志向自由的流动之中。不过,实际上我也非常清楚,不清净、也不鲜明的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无非是怀着能实现最终自由的纯粹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开始而已。
身处各种混乱之中,还要说出如此肯定的话,我知道自己会让许多感到非常可笑。他们会想:看你最后怎么收拾!我承认不太清楚以后怎么收拾;但是,对我而言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我现在只不过是以回头看的方式,来看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而已。作为小说家的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希望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来写作。为了肯定地表示我的想法,我想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反过来怀疑怀疑的视线,或原封不动地接受怀疑的视线”。
那么,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与叫做《赤身与肉声》的小说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然而,我眼下只能以关于写作的写作、根源的瞬间、会聚在一起的小说之间的关节或纠结,以及用裸体感知的新的感受、用“肉声”搭话的新的经验等等来回答。就是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以我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写作。不妨再极端地引出异说意义上一个观点,那就是:我想通过这部小说阐明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正说着的这些。
我还怀有这样的想法: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向写作本身的问题接近,冷不防一想,好像不是与世界的沟通,反而是掉进了自身封闭性的内心世界里。可是在我看来却并不是如此。相反,现在的种种写作不顾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异,形成了形式上的共感性,所以最切实地钻进写作的问题里,暴露出自己所处时代与空间问题的,恰恰在本质上具有能克服文明之间界限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多余的话,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谈论文学的普遍性并非像有些人误会的那样,是指我们向着西方文学前进,而是指超越已经展露出全面目的西方的想象力,向着这个时代普遍的中心、普遍的共感性前进。那是我们立足我们的视角和方向,以指向普遍性的一种方法。普遍性终究也是从每个个体开始,经每个个体的视角所合成、修整、补充后,形成一体而获得某种展望的。此时,那种理想化的普遍性与调节和控制个人的集团意识形态是截然相反的。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集团意识形态和普遍性的。
这里再让这个故事的脉络转个弯。我打算让《赤身与肉声》就这样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