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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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京-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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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一局还没打完,小伙子拎着个档案袋来了,跟他走进一废弃的农家小院。做的真他妈精致!我很痛快地给了钱,留下小伙子的呼机号,和周坚上了一辆在路边揽客的小公共。

  他姑父的,太简单了。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我那位连北师大门朝哪开的老乡,轻而易举的做了刘和珍的校友学妹。悲天悯人的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女酒鬼杜拉在她的《物质生活》里有段对酒充满爱意的描述“任何人的存在,任何女人,任何诗,任何音乐,任何文学,任何绘画都不能代替酒。”如果有个世界酒鬼协会的话,这段文字作为她的宣言应该当之无愧。可惜,酒鬼没有协会。影响我们生活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协会官僚们,显然没有这个才情。

  很久以前,无线寻呼委员会就有很多限制寻呼台降服务费的规定,并在近年变本加厉,规定卖寻呼机只准送半年服务费,否则要追究后果。北京几个所谓的大台很响应,搞了个类似彩电业那场价格峰会的闹剧。当然,这些吃惯暴利的大爷们忘了,北京有接近200 家寻呼台,寻呼市场还在以几何级数萎缩,“生存权”比什么都重要。象我们这种阴奉阳违的中等台都减了不少销量,举旗呼应的大台们自然是损失惨重。当然,这成全了很多光脚闹革命,既降又送的小台。最牛的是一家叫什么华的,竟然卖起了终身免服务费的呼机!须知,从经营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不收服务费,基站养护,中继线费用,人员工资难道都从天上来?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搭上了网络这辆特快烧钱车,由某网络公司以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来维持运营。哈哈,老骆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华夏大地上有无数的傻瓜等着别人去骗。更牛的是,和足协对付不了黑哨一样,无委也对付不了这些所谓的违规者。面对守纪带来的销售滑坡,我们领导该有多羡慕类似电信之类的国有垄断企业啊,那种对消费者生杀予夺的洒脱该有多爽啊。

  不过,这种状况对销售人员来讲倒是件好事情。大多小寻呼台几乎没什么专职销售人员,要不就是把号段卖给一些有实力的经销商,让他们自己进机器上号卖,要么就靠我们这些人兼职帮着卖点。因为没底薪,所以拼的缝一般都挺大,收入反倒比给自己台批机器略高。当然,这个行业江河日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到哪家店里批机器听到的都是对以往的怀念和准备改行的牢骚。

  因为在通讯圈混迹多年,交了很多圈中朋友。大多都是淳朴的小商人,读书不多,对钱无比热爱,办事情还算讲义气。当然,也能碰见个把自认怀才不遇,暂时以经营手机呼机积攒能量,等待时机的鸿鹄。在公主坟东南角开店的小马当属此列。此君为厦门大学广告专业的肄业生,因为把我划为非燕雀类朋友,我一直也没好意思问为什么是肄业。

  拎着从某个小台批的一大兜子呼机从地铁钻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倒不是因为我起的晚,也不是人台上工作效率低。主要是同事们,尤其是前台的几个大姐比较关心我的病情,当然主要是病症名称和部位。这种问题一定要比较耐心地解释清楚,否则会有很多故事版本流传。我虽然不在乎,但还是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天很热,我走的又急。进了小马店里,我把那台柜机的叶子全扒拉下来,狠狠地吹了一通,直到后背感觉有点凉才停下来。跟两个女店员贫了几句,正想出去买几根冰棍收买她们一下的时候,马老板回来了,手里还拿着本刚出去买的《三联生活周刊》。

  “马兄,咱们先验机器算帐还是先出去弄两扎?”小马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先把帐算了吧,咱们也先喘口气,这天气太热了。”我当然求之不得,拎着机器跟他进了里屋。价格台数在电话里已经谈妥,所以没用多厂时间就银货两讫了。“高兄,我柜台里还有点你们的股票机,是前阵股市好的时候经销的,现在股市这半死不活的德行,你是不是给我解决一下?”我忙说没压力,抓紧时间给你弄点好卖的品种换回去。三联周刊上有几个大版面的地产广告,给哥俩创造了话题。“现在的广告真他妈次,做成这样还敢出来现眼。”小马撇了撇很秀气的嘴唇。“也不赖他们,房地产这玩意,的确难弄。连他妈东西还没出来呢,就得闭着眼睛吹。能好得了么?”

  小马微微点了点头。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我的兴致更高。“寻呼好干的时候,咱们空中房地产这行,还真有点好广告。最绝的是那条经常在音乐频道播出的‘声声百思特,遥遥两相知’,对仗工整,朗朗上口,再加上紧跟其后的清脆的呼机声音,简直就是极品。”小马也有些兴奋起来,“是啊,那条广告的电视版也做的不赖,。可堪媲美的,只有黄沾先生的‘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说到酒,我才想到刚跟人这挣了不少钱,该出去弄几扎了。

  外地的大商场我没怎么进过,北京的大商场绝对符合“冬暖夏凉”的标准,而且这种反季节特点还很严重。比较形象地描述是,在大多数类似场合都可以做到,冬天只穿件衬衣在里头呆着而不冷,夏天套件毛衣在里头跑步而不热。一直到了有很多摊位的城乡小吃城,热闹的叫卖声和拥挤的人群才把我从寒冷的感觉里拽了回来。“他妈的,以后我夏天进商场要带件羽绒服。”可能是习惯了的原因,小马反映倒不是很强烈,灌了口啤酒给我解释可能是中央空调不太好控制温度的原因。小马对卤煮敬而远之,我也只能陪他吃荷叶包饭。我跟他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公主坟这边有家叫“半亩园”的连锁店。据说是台湾人开的,东西还算好吃,就是有些偏贵。我们约漂亮女同学,都爱到这来,一是显得有点品位,二是离玉渊潭公元较近,可以连续培养感情。可惜,现在这地方已经全被他们这些通讯零售商给占领了,那个饭馆的遗址上,天天响着激昂的音乐,支着写满手机价格的牌子了。小马一乐“你这是典型的小资怀旧情结,现在这店别处还是有分店的,不过象它们这样的已经很多了,比如东边的‘面爱面’什么的,都是一个系列”。他姑父的,我竟然有小资情结?我断然否认,说我的重点是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取代了西直门在零售通讯领域的中心地位,跟怀旧无关,而且现在让我花十几块钱吃碗内容与三五块钱没什么区别的面,我是绝对不干的。不知不觉,俩人已经喝了很多扎啤酒。从小资愤青转回不景气的行业,哀叹前两年挣钱多么容易,现在又多么艰辛。

  收拾杯子碗筷的服务员不停从我们身边走过。两人眼前的荷叶饭都只下了个角,被油浸的变了色的荷叶那么衰败,一如两颗突然落寞的心。

  喝酒要是场戏的话,年轻时我们总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喝成以喜剧收场,可随着年龄增大,无论怎样挣扎,结局注定是感伤,就象我和马老板在这个夏天中午的酒局。从城乡贸易中心出来,哥俩的腿都有些打晃,心情也不是很爽。我谢绝了在他店里眯会,晚上接着喝的好意,匆忙爬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单位进发。我和小马推杯换盏的时候,老骆来了个电话。这老小子代理了某份小报的版面,刚拉了个保健品企业在上头做了期广告。怕效果不明显,动员我找人给那家企业打电话咨询产品,就说是刚看了他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我们单位那拨姑娘大嫂们正闲的发慌呢,这种对智商稍有挑战的差事她们正合适。

  可能是天太热,人都没有了说话的欲望,这个出租车司机很安静,一点也不呱噪。我把头扭向窗外,街上的姑娘们大多穿上了裙子,有前卫的竟穿起了吊带装。因为趣味和身份的问题,我很少有机会去参加那些女士穿晚礼服的晚会,看到吊带装大多是在些声色场所,所以总是下意识的把这种服装看做是职业小姐们的工作装,偶尔在白天看到它们被穿出来竟有些奇怪。路边的楼群上挂满了空调,象一排排整齐的小痦子,长的单调乏味,毫无创意。为了迎接明年的申奥,好多楼的正面被粉刷成红了吧唧的颜色,巨难看,远不如没刷的那几面露出的班驳墙皮看着舒服。

  到了单位门口,我在报摊上买了份老骆说的报纸,在小卖部买了一堆冰棍,把前台正闲聊的几个姐姐召集起来,让她们记住报纸和产品名称,轮番上阵,以一个看了广告准备上钩的潜在消费者口气给那家公司打电话,我们的原则就是忙死,腻死该公司接电话的员工。要知道,我们寻呼台的姐姐们可都是练过假声的,一旦起腻,没有人受的了,包括她们的同性。安排好老骆的政治任务后,本来打算去主管销售的头那聊会,拍拍马屁,联络点感情,可一琢磨,前台的小邵不在岗位上,她要是在那谈心,我去可太不方便了,干脆回家睡觉。

  拎着半根冰棍下了地铁,因为月票上的章不是很清楚,被验票的叫过去相了半天面。本来挺搓火,转念一想,我要是验票的,见着个穿T 恤大裤衩,穿皮鞋不着袜子,还叼着半根冰棍的半老男人,也会起疑心的,没准抽丫的心都有。我决定回家后好好照照镜子,给自己几巴掌。冰棍太凉,我边吃边滋拉牙,旁边一中年妇女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屁股一扭,转到离我较远的地方等车了。他姑父的,这世界真够奇怪的,年轻人在公共场合肆无忌惮地拥抱热吻,傻逼们熟视无睹,我不过是吃根冰棍,就在灵魂上遭到了蔑视。

  地铁到了军博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曾经答应过乔敏帮她问问那个核酸产品的代理问题,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情,干脆把今下午全捐给他们两口子得了。我那位退伍军人的老乡在夕阳红栏目组,给他办公室拨过电话去,占线。于是决定干脆上去撞,不给丫手机打了。梅地亚中心的门口还是那么寒碜,可是现在那些趾高气扬的腕们,满口喷粪的名嘴们,当初还不都是点头哈腰的从这走了进去?本来以为我的形象会被当成个艺术家,受到门卫热情接待的。没成想,那孙子一准是把我当成上访无门,准备找焦点访谈哭诉的盲流了,很严肃地拦住了我。直到我跟老乡拨通电话,才被他下来领了上去。

  “怎么来看看你就跟探监似的?”我对这些以衣取人的门卫意见很大。老乡仔细看了我一会,说我的形象的确太可疑,如果穿的好点,进这是不用登记的。我说,那样的话,那些满肚子冤屈等着哭诉的,满口袋支票等着封嘴的还不全涌进来了?老乡把嘴一撇“前者根本进不来,后者呢,会想进来谈么?”我一寻思,还真是这么个理。进了他办公室,他把我领到一个类似会议室的屋子,掏出烟来,给我让了一下,我摇了摇头。他给自己点上,摆了个舒服点的姿势坐下,问我有什么事情。我把核酸的事情一说,他就承认北京地区的确是被他们夕阳红拿到了代理。现在是放给从这出去的一哥们具体操作,可这产品现在太火,无数人拿着钱等着加盟连锁店,我们要是想上,估计且得等。我问能不能加个塞,他嘿嘿一乐,“不能加塞你找我干吗,那哥们跟我特铁,就一句话的事,要不是上回倒腾牙膏伤了元气,我没准会和他一块玩这个呢。”

  现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的词语大多是用来反讽的,代表了很多人对世风日下的愤恨和无奈。还好,我的老乡没进入日下的行列。这个肮脏的城市使他学会了耍贫嘴,学会了欺骗,却没能使他六亲不认,而,仅此一点,就已足够。正事办完,就聊了些别的,最后终于落实到晚上的饭局上。“听小江说他们对面的电视塔下面现在开起了大排挡,要不,咱们晚上叫上江主任喝一壶?”对中央电视塔下的大排挡,我也有所耳闻,但一直没去过,正好凑这个老乡聚会的晚上,去看看电视塔,研究一下结构和高度,等哪天活腻味了,自杀多一种选择。

  小江他们厂做的沙滩鞋,销路很好,所以近期一直呆在北京蹲守,调配货源。一接我们的电话,很兴奋,连说不容易,哥仨得有好多年不在一块喝酒了,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一醉方休,同归于尽。

  除了高度以外,中央电视塔的名气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头的旋转餐厅,一个是地下的海底世界,一个吃的一个玩的,如果再跟中段搞个旋转或是起落旅馆,那就更全面了。不过,它的海底世界一直不如旋转餐厅出名,原因主要是后者没能形成垄断,有两个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工体的富国海底世界和动物园的海洋馆。

  工体在北京类似于耶露撒冷在中东的地位,自从国安的主场从先农坛半来以后,每个周末,很多北京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满腔热血地齐唱赞美诗,不过歌词只有两个字:傻逼!我去看过几次球,一度被朝圣者的狂热感染,也跟着大呼傻逼,真是过瘾。我一直想,富国的鲨鱼海豚们偷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比别处的更兴奋,更有活力一些。至于动物园就更不用说了,那是给孩子们上德育课最好的地方:看,没有了自由的动物照样快乐,我们原本是不需要自由的。我去过那里的海洋馆,鱼们确实活的悠闲自在,看不出不快,弄的我特想被人用笼子装起来。

  因为是晚上,而且主题是喝酒,我放弃了看看电视塔下的这个海底世界是否还营业的打算。塔下的广场上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摆放了很多圆桌和沙滩椅,各色人等围桌而坐。有打赤膊的,比如我们哥仨,有穿着衬衣,把领带塞衬衫兜里或绕脖子后面的,具体是什么人很难界定。有一男一女独占一桌,粘在一起互蒸桑拿,窃窃私语的,有七八个人共围一桌,喝的东倒西歪,称兄道弟的。供应啤酒的姑娘小伙们衣着整齐,如穿花蝴蝶般来往于各桌之间,收钱送酒,不亦乐乎。四周是供应小吃的摊位,把这些吃客围在中间。摊主招揽生意的大呼小叫象是在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抓紧时间把兜里的钱缴上来吧。

  我们哥仨坐在个灯光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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