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或胖子家属给领到了咨询桌子前。
两天的活干完，哥仨又坐到了小饭馆的桌子前，我们要分脏了。喝了会酒，我和周坚就急不可耐地问老骆，下回干是什么时候。老骆一笑，“兄弟，这活不是天天都有的。钱要都这么好挣，那咱们不很快就发了，还上什么鸟学？”他说平常他主要是扫写字楼，卖工具书，这种大活得靠运气。不过卖工具书太累，估计我们吃不了那苦。虽然对老骆腰间那会叫的小电蛐蛐很羡慕，可一想要背着几十斤书爬楼，还可能遭人冷脸，两个文学青年顿时心灰意冷。两瓶二锅头下去之后，我和周坚终于彻底从金钱阴影中走了出来，畅谈我们光明的文学之路。老骆只能抱以沉默，这对他而言，是个绝对陌生，激不起他丝毫兴趣的领域。后来老骆说，他活到现在，看完整了的大部头只有《毛选》，至于我们推崇的名著什么的，老骆说压根就没想过去浪费那时间。他说考大学是给父母圆个梦，现在父母的梦圆了，他要圆自己的发财梦了。
我一直以为，导致我和老骆生活态度不同的原因是毕业前后选择的工作。但现在想想，不是那么回事，在骨子里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他是个天生的商人或政客（关于政客的问题，老骆不肯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他不适合做政客，因为他还有爱心，还需要对身边的很多人负责，但政客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目的纯粹，他到不了那个高度。或许他是对的。）对自己的未来看的很清楚，每迈出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而我则不同，我从来就不曾真正知道未来是什么颜色的，年轻时是盲目自信，受了打击又开始怀疑一切。这是生活给我的，母亲过度的溺爱成就了我的懦弱，书这种精神鸦片又把我引向了不自知。我终将被生活击败，我知道那叫宿命。
和我们的交往使老骆偶尔也开始翻翻闲书，对一个和文学天生绝缘的家伙来说，做到这点已经相当不易了。而他的目的无非是能多点和我们的谈资，这种尊重使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如果真有上帝，我希望他别让我的老骆兄弟在天堂里读书了，发给他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让他尽情挥霍吧。
老骆带给我的这笔小小财富，很快变成了我们小雪身上美丽的风衣。看着小雪雀跃的样子。我想，有钱真他妈好，是该和老骆一样，想辙挣钱了。哪怕就为我们小雪。和小雪交往了大半年，我还从来没有送过她象样的礼物。倒是我书架上的书日益增多，大部分都在封二的右下角留下“小雪买，高阳读，高阳讲，小雪听”的娟秀字迹。
其实，郭晓雪是个特容易满足的姑娘。而且更要命的是，她和我一样，对未来没有计划。如果说，我的洒脱是费尽心思装出来的的话，她的纯朴则是浑然天成。我总是不能明白，这个能读懂很多晦涩如马尔克斯，能够有条理地分析股票涨跌的姑娘，在生活态度上就如一个孩童！她的快乐如此简单，我总能轻而易举地给她。可越这样，我越不安，她应该有更多的要求，更眩目的快乐。我必须努力，再努力，否则，就是辱没了我的女神。
在几年大学生活对我的蹂躏中，最让我头疼的科目不是枯燥的高等数学，不是干瘪的革命史，而是计算机应用。头疼的主要原因在于授课老师。教数学的老师老家是温州一带的，说话基本不张开牙齿，音量也不是很足，害的需要有配音才能篡歪诗的我总得坐的比较靠前。但他无疑是个谦谦君子，讲课时只顾自说自话，决不提问，决不下来溜达。我统计了一下，我自己最满意的句子，大多都是伴着这位老师那基本听不懂的语言创作的。教革命史的老太太除了有爱点名的毛病外，也算基本称职，她老人家讲革命的草，我们看武侠的花，互不干涉，相安无事。可教计算机的小姑娘就不同了，刚毕业分我们这，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处处透出为人师表的骄横。点名，提问，爱在教室里溜达着叨唠这些毛病她占全了，最可恨的是，她总在你正纠缠在令狐冲和小师妹恩怨情愁里的时候，冷不丁把你叫起来，让你回答诸如什么是二进制一类的白痴问题，把你搞的很没情绪。或是在你正沉浸于“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意境里的时候，她女巫一样冷笑着站到了你身后，让你手足无措。周坚对其的评价比较罗嗦“提前进入更年期，有虐待倾向，表现欲旺盛的不知是不是处女的年轻女性”，除了最后四个字，其他的描述我认为都还算中肯。我到现在还对计算机这玩意心怀恐惧，也不知是不是那会留下的后遗症？
有了这拨家伙的对比，我们李方老师有多可爱想必就不用多说了。那天讲的是物流在商业经济中的作用。下课后他叫住了在他课堂上比较活跃的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帮他做个市场调查。平时想拍偶像马屁都苦于没机会的我当然是满口答应了。他一朋友从国外回来，想在东郊搞一超市，因为意向还不是十分确定，所以委托他给做个简单的前期调查。无外乎周围的消费能力，交通状况和消费心理什么的。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周坚俩用了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骑车把那地方给转悠遍了。甚至还假模假势地做了部分入户的心理调查，不知是哥俩长的不像坏人还是那会大家的防范心思没那么重，反正基本没怎么吃闭门羹。后来还牺牲了两个晚上的法定升级时间，篡出份挺象样的调查报告。李方挺仗义，对报告未置可否，却让我们分别带上女朋友，他请我们去新侨吃西餐。那是我和小雪平生第一回吃西餐，都很兴奋。但吃完后我们的分歧就出来了，小雪对这顿饭很满意，而我却吃的很不舒服。除了李方偶尔闪光的语言，我对吃西餐只有两个字的评价：乏味。这种就餐环境永远也不适合我这种喜欢热闹的家伙。席间李方试探着问我们毕业后的打算，除了周坚，我们三人都想留京。李方听完一笑，便转换话题，劝我们进餐了。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开始调查的第二天，李老师的同学便告知他不想搞超市了，有了别的投资方向。可李方却没有终止我们的调查，至于是不是用这次调查来考察我，后来把我招至他公司的李方从来不曾透漏过。
秋天来了，这个城市最美，最短暂的季节来了。天空开始呈现出真正的兰色，被秋风吻黄的树叶开始飘落。草也没有了夏天时的野性和张扬，而变的娇柔，更贴近大地。最让人高兴的是，我们小雪不用为下不下决心穿我买的那条裙子发愁了。对于她不穿裙子的习惯，我一直不肯苟同。经常省下饭钱买来漂亮的裙子对其进行诱惑，可一直没能得逞。舞跳的那么好的小雪，腿长的无可挑剔，可她却总是拒绝回答我为什么不穿裙子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会再困扰我了。作为一个道德还过得去的人，我没有理由老去琢磨别人的老婆为什么不爱穿裙子。哈哈，把这个问题留给她那憨厚的丈夫吧，没有问题的高阳换来一身轻松。
钓鱼台北门外是一片银杏林子，一到秋天，满地金黄的银杏树叶象撒了一地黄金。那是我跟小雪的天堂，我们沿着高高的围墙，踩着松软的落叶一路牵手走过，有说不完的话。有时我们还会带上相机，把这难得的美丽连同我们自己一起，装进记忆。这个地方是小雪发现的，以后我们每个秋天都来。当别人挤在香山的人流里，去看那远没有人多的红叶时，我们却流连在这金色的天堂，体味我们静谧的快乐。
没有人发现不了的风景。去年秋天，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还看见一群人在拍婚纱照。或许是因为面对镜头的缘故，那个穿着拖地长群的新娘脸上有一丝羞涩，一身黑色西装的新郎脸上却有点烦躁的味道。他为什么烦躁？他就要娶一个姑娘了。而曾和我一起在这里嬉戏，拍照的姑娘却披上了别人的婚纱。我为什么不烦躁？
前些年，企业界曾掀起过一阵“点子大王”，“策划大师”热。据说这些人仅凭灵光一闪或一句点石成金的话就能搞好一个企业或捧红一个产品。现在这拨人大多折戟沉沙或消声谧迹，但还有少数变色龙转世的家伙摇身一变，又成了哪所合作大学高价MBA 学历的消费者。做了某企业的CEO 或投资顾问，让我们佩服之至。更为可贵的是，这拨人嗅觉极其灵敏，从矿泉壶到保健品，从DOT 到基因纳米，从电视剧制作到纸媒烧钱，哪里火热，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人比起我那一直对点子极其鄙夷的李方老师来讲，差远了去了。虽然李方在课堂上一直对点子现象大加嘲讽，但他自己做的空手套白狼的策划迹近完美，从哪个环节看都充满了智慧和对这个国度深刻的理解。
李方认为，点子的流行源于我们对运动的狂热。关于这点，我没有体验，所以理解不了。但他的预言还算准确，只是结果比他的想法相对温和。他对《芙蓉镇》里那个疯子的台词一直很推崇“七八年一次”他经常跟我们说，文革理论上讲基本没有再生长的土壤，但各种名目的运动将会持续很久，比如以学习的名义，以斗争的名义。或许，他是因为不屑或是恐惧这个才离开了这里，不知道他还回部会回来？出国之前李方最后一次同我和老骆吃饭，竟然破天荒喝了点酒，借着酒力，他坦白了我们的招商引资援助计划其实也不过是个点子而已，但他的高明在于激流勇退。刚在我的怂恿下读完了《三国演义》的老骆接口说，其实跟空城计不能拖太长，也不能用两次差不多。李方赞许的眼光久久在老骆身上流连，他除了夸我诚实勤快外，从未这样看过我，害的我差点嫉妒上老骆。
本来为李老师操作这个计划的应该是我和周坚。可那会周坚正被刘婷婷折磨的死去活来，天天借酒浇愁，嚷着要找人拼命。原因是刘同学为了留京，闪电般地踹掉了诗人，和一个有亲戚在教委的北京男孩好上了。我在兔死狐悲的些许伤感中，向李方推荐了骆石平同学。李方用人不疑的大将风度绝非故做姿态，他只是让老骆熟悉了两晚上资料，便让我们出发了，连老骆是哪个系的都没问过我，你的朋友没有问题，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很随意，就象从我手里要过黑板擦一样。
现在该说说我们这项工作的大致情况了。首先，李方的同学在美国某个地方注册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们的第一个总公司注册地在康涅狄格洲，世界地理不怎么样的我为记这个名字费了不少力气，估计那些草包政府官员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而我们，则是这家公司的驻华代表处，负责总公司在华投资咨询的先期考察工作。下一步，就是给一些比较贫困的乡镇政府发邀请函，收信人一般都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我一直没看过信的具体内容，但我知道，这些信写起来绝对不容易。在每次发信前，李方都会在北图呆很长时间。我估计，中国两千个县的大部分乡镇有什么资源，都装在李方的脑袋里，他完全有能力做全国扶贫办主任。信的主旨就是邀请对方到北京来谈合作事宜，共同开发当地的某项资源，同时对我们代表处进行一下考察。那会还不象现在，一个村长都有可能去国外考察。所以一般能有这种公费游北京的机会，他们大多还是愿意前来的。来了之后就开始谈实质性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在那里建一个当地最大的淀粉加工厂，因为当地最多的农作物是玉米。官员们不会关心我们每斤玉米付给农民多少钱，他们关心的是我们租用他们土地的价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关系到他们坐进口车还是国产车！我不太了解李方和他们口中的一个术语“红帽子”，可能是当地有权力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哪级政府机关的红章。没有戴红帽子的土地，我们是不谈的。在土地和农作物价格上我们会僵持几天，主要是让时间给他们出去玩。到最后我们会在土地使用的价格上妥协，而把作物价格压低，在表面上做到各自都让了步，实际上是他们全线胜利。因为在合同中，我们的利润来自双方土地转让成交后发生额的千分之几的提成。所以他们会习惯于宴请我们个人来补偿我们公司的损失。然后就开始签考察合同，我们要去考察他们的土地，水质，电力供应，上级领导对这次合作的态度。因为要给美国方面的投资方看这些资料，我们必须把很多东西摄下来，请人作成画面优美的带子，寄到到美国去。这次考察和后期制作的费用，当然是他们掏了。我们的利润来自他们合作成功后的提成，这些费用只是工本费。虽然这笔工本费也不算便宜，但比起成交后的天文数字，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而且能把美国的投资咨询公司请到当地考察，还可以趁机和高一级领导亲近（我们要求录象带最后要有5 到10分钟领导讲话，级别不得低与副县长，以表达当地政府对合作的诚意）就算最终没成功，也可以交代的过去了。
考察经理骆石平和摄相师小高怀着忐忑和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考察的旅途。
生活对我们的改造，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生活经历，作用于每个人的时候，却截然不同。我们以就业实习的名义，作为李方老师的兼职员工，在下边乡镇考察的日子里，老骆学会了弱势群体如何获得财富，而我，却在对这个世界的失望中渐渐迷失。甚至失去了爱的勇气。
本来第一次出来，应该有两个师兄分别带我们。但因为快到年底了，需要考察的地方很多（乡镇政府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请到，无论明年如何，今年的述职报告里都能多点内容），人手不够。另外我和老骆的自信也让李老师比较放心。当然我们的任务相对较少，只有山西的两个乡镇。照合同规定的考察时间，连来回路程算上，一个礼拜就可以解决战斗。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去过山西，所以对这个历史上以晋商和大银号著称的省份很陌生。在我们的教材上，山西的储蓄率（或者是储蓄额，记不太清）高居全国之首。照此推论，应该是个民众比较节约的地方。可在流传的简单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