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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兰的《老年悲歌—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充满了深切的悲悯情怀，把诚挚的关怀触向接近终极的人生况味，吁请全社会对传统美德和伦理底线的固守。蒋巍的《你代表谁》则干脆挺身而出，直接为遭受不公和欺凌的弱势群体振臂而呼。这些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道德和社会良知。
2003年末面世的《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创作优秀品质的高度表达。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怀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耗时3年，对安徽及周边省份50多个县市的农村，做了零距离接触的地毯式采访。收集、阅读、研究了近千万字的相关资料，其艰难曲折难以想像。两位作家苦修式的创作实践，之真诚，之执著，不能不使文坛同仁肃然。而34万几近泣血的文字更在2003这不平复的年度，引发了最后的震荡。
社会各界对此书的关注，由数十万册的正版销售和盗版疯起可见一斑。首发此作的《当代》杂志编辑的推介语是：“为自己哭泣，我们感慨，为他人哭泣，我们感动。为农民哭泣，我们感谢。多少年如一日为中国农民哭泣，我们感奋？？听他俩为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新京报》荐书专栏的推荐理由为：“《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国内的三农问题做全景式描绘的杰出作品，作者以其激情洋溢的文笔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对相当多的农村的黑暗与衰败做了无情的揭露。它既描述了中国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也详细解剖了当前农村的税费改革的萌生、启动、跌宕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也对中国三农问题今后的出路提出了一些思考。这将是一部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并非因为篇幅多浩瀚，结构多精美，而是它作为火炬，能够通过传递，点燃每一个人心中最强烈的情感。”该报评论员评价：“《中国农民调查》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富裕梦想的重托。自‘小岗村’改革，安徽成为改变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地，人们几乎把千百年农民革命的失败带来的熊熊火焰般希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许诺，几乎全部压在安徽。安徽成为人们梦想中‘流奶和蜜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对《中国农民调查》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以经纬交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建国以来，农村恶劣的生存状况以及改变的种种努力。但是不管如何，那种在贫困和革命过程中衍生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那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虽历经磨难，还是铭刻在人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阅读《中国农民调查》时，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令我们内心震撼，令我们为苦难的农村大地哭泣……”另有特约评论员评道：“《中国农民调查》被发表和出版，据说引起城里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震惊，一种通过意识到良心不安而意识到良心存在的心理历程因此书而开始。”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这部作品的文献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但它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引发我们对文学基本功能的思考。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了《中国农民调查》的发表和出版，2003年的报告文学，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003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另一部以中国农民问题为叙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这部作品的采访大部分是在长江湖北段的一座江心孤岛— 百里洲上完成的。作者的创作精神，同样令人钦佩，耗时数年，长期扎在相对封闭的孤岛上，耐受寂寞和困苦的生活条件。所不同的是，赵、胡两位的采写活动更似科考学者的形态：耐心细致地寻觅，屏声静气地发掘。他们选取了百里洲这个因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而大体保存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的孤岛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大潮的冲刷积中，持出中国农民问题延绵承传的脉络这样一个写作思路，通过对百里洲这个“小麻雀”的解剖，观照中国农业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及阻碍变革的病疾根源所在，其内涵的厚重价值不可低估。
《革命百里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史志型的平稳架构，为文本的叙述方式和谋篇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从容不迫的风格基调。对素材的梳理和安排，着力均衡、脉络清晰，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流畅和平滑。尤其在语言风格上，力避陈旧的报章式语言和所谓主流话语，绝少指点江山、大包大揽的骄躁情绪，犹如一凝神智者娓娓说古，平实中跳荡哲思的火花，静气下不乏冷峻的讥消，看似随意自如，实则严谨有序，于沉稳中显出大家风范，营造了生动鲜活的阅读畅快。《革命百里洲》的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百里洲》的文本价值不容忽视。虽然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合理性在理论界仍留有疑存，但并不妨碍作家们不断在这个领域里的创作追求。如果说《革命百里洲》是作者重写了一段局部地域的局部历史，那么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则是对一段历史存在的翻查和清洗。这部长篇历史报告试图努力揭去一些蒙在历史真实上的封条，拂去厚厚的积尘，将清晰的历史面目展示出来，让那些已久去的模糊身影，再鲜活地回到我们面前。作者的孜孜追求和艰辛付出，在作品中显而易见，所提供的文本也是一部好看且有新鲜感的成功之作。或许是作者对文学意义的刻意追求，叙写中的激越情绪，使作品基调缺失了应有的稳重，这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常常能见到的偏差。
“报告”与“文学”的争论
谈到报告文学“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不能不提到。不仅是因为它在2003年是一部重要作品，更因为是它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合理性”及“报告文学是否已走到尽头”的不大不小的论争。
讨论的起因，是《当代》杂志在推出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时的一段编者语：“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这段话本是针对邓贤作品的缺陷——“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所引申的议论，但已隐然在预示报告文学的前景暗淡。
不多日，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就《当代》5期上的编者议论和《中国知青终结》发表短文，把《当代》编者的暗示变成率真的宣示： “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他对这则“宣示”的解释是：“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的一样。”因此，他针对《中国知青终结》的问题，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 “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像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李敬泽先生的论断，对报告文学界不啻是一颗爆响的炸弹。因其言重，回应也激。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理论家李炳银先牛在一篇《2003年报告文学导读》的文章中提起：“最近，有人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发表了很不符合实际的看法，认为报告文学创作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甚至连报告文学文体是否合理都给予怀疑。从他的言语间，我敢断言，他是真的不了解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的，对报告文学未做研究，又有一种主观的排斥。没有读过几（部）篇作品。不读作品却可以随便发言，斗志昂扬地指点江山，这在如今的文学评论界已经不是个少见的现象。真不知道这样的论者底气何以这么足。但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阅读感受，不被不负责任的发言搞坏了印象。”
对报告文学，李炳银先生始终怀有一腔深情，他认为：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生的年轻的文体。在我看来，她正是一种极具潜质和生气勃勃的文体。”他不能容忍“在没有深人研究的情况下非常主观的简单推导”，“轻易地将扎根于真实生活土壤上的报告文学排除到了文学的大门之外”。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南平的文章《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也对《当代》编者和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恐龙已死”的断言提出了商榷。他们承认“李敬泽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发表的《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一文，以及之前《当代》杂志2003年5期《中国知青终结》‘编者按’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然而，如果把作品的警钟当作文体的丧钟来敲，就过了，就是在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发布一篇虚构的‘讣闻’。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敬泽文和《当代》‘编者按’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断言，以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结论，也代表了学界和媒体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文体的一种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声音和倾向。”他们指出： “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体的颠覆”，其主要理由— “叙事理论的不成立”的“前提错了”。他们认为：“李敬泽先生将‘报告’等同于‘真实’，将‘文学’简单等同于‘虚构’。这便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我们赞赏李敬泽先生把‘求真务实’视做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但不能沟通将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与‘虚构’如上等号。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这一文体规范，即兼容文学性语言、结构或表现手法，而并不包揽虚构与夸张的元素。倘若‘文学’一定要等于‘虚构’的话，作为文体，非但报告文学不能成立、纪实文学不能成立，传记文学或者说有着悠久历史的‘史传文学’亦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史传）’＋ ‘虚构（文学）’。”因此，李敬泽先生“将作品的批评引申至文体的整体批判是有欠公允的”。
这场争论的范围虽不大，但其力度却很强。它直接讨论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生死存亡”的终极问题。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发展，极具警示和思考意义。
报告文学作家所要迎接的挑战不仅仅是理论界的批评，一些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写作，电视专题作品，以渐趋接近文学表现的形态不断逼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反映，表达方式的简练活泼，已日益为受众喜爱。2003年3月S日，《南方周末》20余版的专题（朱榕基），不输本年度任何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当日该报举国疯抢，可为一证。应当说，新闻记者写作的“文学”化趋势，是对渐弱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强力拉动，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幸事。
名人传记的超越
2003年称得上传记文学出版的大年，演艺明星、中外文化名人仍是其中的主角，进人该年度传记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前巧名的作品中，有扬绛的《我们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冯小纲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陈鲁豫的《陈鲁豫，心相约》（长江文艺出版社）、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亲历历史一一希拉里回忆录》（译林出版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华文出版社）、《只有一个贝克汉姆》（译林出版社）、《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中国城市出版社）、《中国名人快读》（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振兴— 直面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商业利益的策动下，出版商家竞相推出此类作品，文化明星撰写自传，成为时下的一种风尚。
一项重要的历史巧合，给2003年的传记文学生产带来强劲动力。革命伟人、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与国民党前总统蒋介石的遗婿、103岁高龄的宋美龄的去世，两者叠影，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祖国统一大业未竟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出特殊的意义。如此难得的机遇，出版商家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于是，有关毛泽东、毛氏家族和宋庆龄、蒋宋家族的传记出版物，在这一年汹涌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前者有《走近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毛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贺氏三姐妹》（东方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统帅》、《毛泽东和他的魔下将领》、《毛泽东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均为长征出版社）、《毛泽东瞩目的中国政要》、《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等等，总计四五十种。后者有《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宋氏三姐妹》、《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