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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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殖民- 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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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商人一边吃饭一边交谈着:

“你们知道吗?山上的晋商和徽商两家又搞起来了。”

“此话怎么讲?”

“兄台。你这可就寡陋寡闻了啊!晋商想在扬州落籍,而徽商却是竭力反对,前任知府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怪了,这晋商在从大明开国起,就在扬州城经营了。这几百年下来,也是算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了吧!晋商把户籍落在扬州也是情理之中的啊!”

“兄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晋商想落籍扬州,是想让自己的子弟可以在官学里面读书,同时科举考试也要在扬州考了,你想想扬州本来是人文荟萃的地方,科举的名额向来万分紧张,这晋商想抢占徽商的科举名额,徽商怎么可能让晋商如愿。”

“原来是这样,可现在扬州知府出缺,也不知道这两家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了来。”

“不外乎是比两家钱多吧!或者是看哪家的背景更深厚。”

杨廷鉴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交谈,这晋商和徽商的户籍之争,说来话就长了。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

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来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明代一石约为90多公斤),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位列第四。如此看来,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了,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

第235章商籍之争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历史上,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徽商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商籍之争”,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这种争斗,最后的结果是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朝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

【在古代,科举考试必须是回原籍参考,其实这就是后世的高考移民,这玩意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

落叶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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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三年来,落叶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了,基本上没有陪过妻子和儿子,所以暑假应妻子的强烈要求,可能要去西安一趟,我舅在那边,花费应该不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落叶家庭贫寒,只能到有亲戚的地方去混吃混喝,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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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爷孤独午

第236章夏梦琪出事了

陕商不敌徽帮败走扬州,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明中叶叶淇变“开中法”为“折色法”时,起家于西北的陕商,便失去输粮支边换盐引之地利,满清入主中原后,北方边患不再成为朝廷头等大事,陕商赖以成名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基础已大不相同。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商是“农民进城”,生性质朴,虽然发财后也有过在扬州奢侈享乐的记录,但本色难改,徽商就曾讽刺他们说:“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普遍受过教育,谈吐不俗,风度儒雅,且手腕灵活、善于交际,尤其懂得花大力气结识官员,攀附权贵,曾有“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事迹传为美谈。盐业本来就是“官商”色彩很浓的行业,盐商时时要看朝廷的政策变化和各级盐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徽商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逐步蚕食陕商的固有优势,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

后人总结,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帮,结果是“徽进、陕退、晋转”,经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国民间商业发展大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

19世纪中叶,曾经势同水火、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1年~1864年),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战况惨烈,徽帮中人命且不保。何谈经商?他们纷纷抛弃产业,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战乱,商业元气难免大伤。

1867年,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泾阳等,遭受重创,各家富室大户,几乎彻底被扫荡。随后,清廷派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派粮征饷、捐资助剿,让陕商数百年积累的巨量财富,旦夕之间,消耗殆尽。

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产业,携资回来重建家园,各地陕商经营业务停顿,辉煌数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渐为世人所遗忘。

这就是晋商和徽商的最终结局。

等杨廷鉴把这一切根源想明白后,邻座的几个商人已经离去。只要晋商和徽商有矛盾,杨廷鉴就好好利用一下。杨廷鉴这次可不打算直接用军队去抢盐商,那无疑是土匪的行径,抢劫八大汉奸可与抢劫盐商有天壤之别。

对于盐商,杨廷鉴有自己的方法,动用军队抄家的方法绝对不可取。这是原则的问题。杨廷鉴既然要发展资本主义,那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能侵犯”就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这可是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恭喜发财,这几天你们就不用跟着我了,全部到扬州城内去打探消息。本公子也有要事去办。”

“公子,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呵呵,你认为本公子需要保护吗?按照本公子的话去做就是了,这里有四张银票,你们四个拿上银票就去办事吧!”

“是,公子。”

恭喜发财也不啰嗦,分别收了银票就告辞而去,而杨廷鉴找到客栈的老板,让他给自己找个可信的牙行。(牙行就是古代的中介机构。)

杨廷鉴这次找牙行的人,就是想在扬州买一套宅院,这套宅院不一定要在城内,够大就行。扬州周边这样的庄园非常多,要出手的也不少,杨廷鉴只花两天时间,就在扬州城外,挨着大运河边上,买了一处大型仓库。(落叶不水剧情的,买仓库这样与主题无关的情节,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

买到仓库后,杨廷鉴随即穿回现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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