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将计就计，利用伽蓝和西北人的狂妄自大，一方面劫掠黎阳仓以壮大自己，一方面陷西北人于死地，激化帝国朝堂上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继而给河北义军赢得发展的时间和机遇。
围绕着一个荒诞的策略，对立双方各怀心思，各施奇谋，竟然匪夷所思地达成了一致。
不待天亮，刘黑闼便出了营帐，带着一队卫士纵马狂奔，疾驰韩陵山。
曹旦也出了营帐，沿着白沟向清河而去。
天亮之后，伽蓝带着龙卫统急速渡河进入安阳城。
上午，武贲郎将王仲伯带着卫城鹰扬府和黎阳鹰扬府共八个团一千二百府兵抵达安阳境内，并派人书告魏郡郡府，要求得到粮草、力役等相关协助。
独孤震严词拒绝，怒斥信使。
河北水陆两道运输虽然都在魏郡境内遭到太行贼的攻击并被切断，但时日尚短，魏郡正在全力剿杀盗贼以打通陆路，而威胁永济渠的叛军在禁军龙卫统和武阳郡的联手攻击下大败而走，昨日已经恢复了畅通。也就是说，目前不需要镇戍黎阳的军队来魏郡剿贼。
独孤震不仅仅是魏郡太守，更是德高望重的皇亲国戚，承担着保证境内水陆运输畅通无阻的重任，假如他要假借黎阳戍军之手来稳定境内的局势，他就是失职，就是罪责，要丢官罢职，颜面更是荡然无存，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某没有向黎阳求援，也没有向东都求援，请问是谁派你来的？你来魏郡干甚？”
独孤震非常愤怒。此事说小了是擅自出兵，擅离职守，说大了就有谋反之嫌，下令发兵的杨玄感和统兵的王仲伯都要背上谋大逆之罪。
独孤震命令信使代传口讯，要求王仲伯即刻离开魏郡境内，否则上奏皇帝和行宫，严辞弹劾。
王仲伯暗自吃惊，命令大军西北而行，驻扎于灵宝山下，同时急报黎阳，又请大儒李玄道火速赶赴安阳城打探军情。
王仲伯不会离开，他必须拿下安阳和邺城，必须控制魏郡，因为此处是河北重镇所在，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地理上来说，此地西靠太行，东临平原，北通幽燕，南接大河，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之处。从目前形势来说，假如兵变失败，从这里可以退守太行，继而转战太原，以代北、晋中为根基之地，图谋王霸大业。历代豪杰崛起于代、晋者，数不胜数。假如兵变受阻，与东都形成僵持之态，则可以借助此地巩固河北，发展山东，逐鹿天下。历史上以此为根基逐鹿天下者，同样比比皆是。反之，一旦失去对此地的控制，也就失去了退守太原的机会，失去了雄踞河北的机会，只能征战于中原，而中原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前景十分黯淡。
另外，由南而北的水陆大通道都从这里经过，拿下了魏郡，也就切断了南北运输大动脉。皇帝和远征军失去了粮草辎重的补充，危在旦夕。当他们以最快速度杀到河北的时候，必然受阻于此。受阻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兵变。一旦杨玄感拿下了东都，举国震动，形势一边倒，那么皇帝和中枢必然失去对帝国的控制，而杨玄感会最终实现皇统更替甚至改天换地的目标。
总而言之，能否拿下魏郡，能否控制河北的水陆要道，能否利用此地断绝远征军的粮草，并把远征军阻截于此，已经成为这次兵变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们对此一清二楚。魏郡和黎阳相比，魏郡更重要。只要牢牢控制魏郡，就能对黎阳形成致命威胁，就能确保河北水陆要道的畅通，所以，魏郡太守是独孤震，是帝国的皇亲国戚，是今上的国舅。
杨玄感的首要重任当然是拿下东都，但能否控制魏郡则直接关系到他能否拿下东都，能否给自己留一条东山再起或者是苟延残喘的后路，所以他在兵变之前，必须拿下魏郡，对此，他也很清楚，所以他竭力谋划，所以太行贼倾巢而出，席卷魏郡，切断了水陆要道，迫使独孤震不得不向他求援，继而他就可以派出军队，轻而易举地控制魏郡。
然而，关键时刻，元宝藏摇摆不定，独孤震借助陇西李氏之力与赵郡李氏建立了同盟，更致命的是，西北人借助河北义军之力“击败”了太行贼，由此导致杨玄感的谋划连续出现变故，本来胜券在握的拿下魏郡的谋划刚刚开始，便遭到了阻碍。
王仲伯心急如焚，李玄道何尝不是心急火燎？他以最快速渡过了洹水，飞驰邺城，拜会李守素。
邺城和安阳一带最早是殷商故都。三家分晋，魏文侯建都于邺。此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建都于邺。至此，邺城规模浩大，足以与当时的长安比肩，在山东人的心目中它成了中土的核心和先进文化的象征。
北周末，先帝以大丞相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会同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举兵叛乱。尉迟迥兵败而死，先帝下令焚毁了邺城，彻底摧毁了山东人的“精神”象征。自此安阳城代替了邺城的部分地位和功能，而河北人却无法忘却邺城，在原址上重建了城池，不过历史已经翻过了一页，邺城已经成为山东人的记忆和永远的痛，今日的邺城再不复当年的伟大。
李玄道与李守素交谈了一番后，他的心情就如今日的邺城，充满了锥心的痛疼和刻骨的耻辱。
河北人背叛了当初的约定，赵郡李氏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西北人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河北局势。而从陇西李氏传来的消息更为可怕，皇帝和裴世矩早已谋划好了一切，证据则是一个来自西北蛮荒之地的突伦川戍卒伽蓝。
杨玄感必败无疑，河北人当然不会给他陪葬，所以，形势就颠覆了。
“如果你不想连累家族，不想连累齐王，那就顺势脱离黎阳，回赵郡好生休养。”李守素劝道，“当然，你也可以留在这里。”旋即李守素说到了刘炫、魏德深、魏征、傅奕、盖文懿，还有从西北悄然归来的薛德音，一大群文翰大儒、河北名士，都在这里，都集中在独孤震这杆大旗下，准备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猎”行动。
李玄道没有选择，只能留下。
正当王仲伯在灵宝山苦等李玄道之际，魏征和苏邕、苏定方父带着三四百乡勇火速赶到了安阳城。
几乎在同一时间，当柴绍带着集结于邺城的五六百乡勇连夜赶赴安阳城的时候，盘驻在韩陵山的太行贼撤离了，沿着漳水河两岸向莽莽大山而去。
水陆两道畅通无阻，黎阳军队再无理由进入魏郡。
也在这天深夜，杨玄感的密信送达王仲伯之手。
蒲山公李密与修武公杨玄挺抵达黎阳。这两位兵变的主要策划者及时赶到，大大加快了兵变的推进速度。
李密献计三策。上策北上打蓟燕，把皇帝和远征军阻绝于辽东，擒贼先擒王，一劳永逸。中策打关西，抢占长安，以关陇为根基争霸天下，徐图缓进。下策打东都，以河洛为根基征战中原，此策豪赌大于理性，困难和机遇并存，一步天堂一步地狱。
杨玄感反对北上。攻打蓟燕，不但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更有遭受远征军和东都留守军南北夹击之危。另外河北人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北上危机四伏，此策不可取。
中策和下策实际上可以合二为一。先打东都，就此把关西的军队吸引出来，假如形势不妙，则间道直奔关西，如此则万无一失。
李密坚持北上，一旦形势不妙，则急速翻越太行山进入太原，征战于代、晋。代、晋地理位置好，高屋建瓴，可以对关西、中原和河北三地形成威胁。历代争霸天下者，以代、晋崛起而成功者为最多。近代最有说服力的例就是六镇大起义，代北武川系崛起于代、晋，而他们直接决定了百年来中土的命运。
此刻不论是杨玄感还是李密，都没有把兵变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面的元弘嗣和东面的李雄身上，因为东西两路人马距离中原太远了，中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故，所以只能把他们做为牵制兵力，兵变的主力还是黎阳。
黎阳的兵力有限，能否拿下东都不是靠军队，而是靠内应，但内应能否顺利打开城门？从种种不利因素来分析和判断，李密的北上之策的确是上策，它可以确保兵变策划者始终掌控局势发展的主动权。
杨玄感为此举棋不定，征询王仲伯的意见。王仲伯少年从军，戎马倥偬，久经沙场，有着丰富的征战经验。他和李密的策略一致，他根本不相信东都里的人，更不相信山东人。当年尉迟迥拥有相当的实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况且还有巴蜀和荆襄两地的支持，但正是因为关陇贵族内部的背叛，还有山东人的背叛，尉迟迥ォ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军队竟然在两个月内就分崩离析了。
造反这种事，不仅要靠实力，要靠正确的策略，还要牢牢掌控自己的命运，绝不能让别人卡住了自己的咽喉。
王仲伯急书杨玄感，力举北上，并愿承担先锋之责，拿下魏郡，迈出北上第一步。
第一百五十七章先帝的理想
凌晨时分，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黎明之后，雨势渐小，伽蓝带着龙卫统飞驰出城，气势汹汹地冲到城南八里外的慈恩寺下，摆出攻击战阵，做出攻击态势，咄咄逼人，摆明了就是要激怒王仲伯，并以此举告诉黎阳，魏郡独孤震已经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假若黎阳举兵叛乱，安阳则挥军进击，不惜代价也要戡乱平叛。
然而，伽蓝没有想到的是，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发展的这步“棋”，没有激怒王仲伯，也没有威慑到黎阳，反而把独孤震给激怒了。
独孤震与亲信僚属、与李大师、傅奕、魏征等河北名士商讨了一夜局势，疲惫不堪，刚刚合上眼打个了盹就被柴绍喊醒了。得知伽蓝带着军队出城了，既没有向他禀报，也没有与魏征、柴绍商议，不禁勃然大怒。
伽蓝自作主张，自以为是，骄恣跋扈，为所欲为，眼里根本就没有独孤震这位皇亲国戚，更无视当前局势对各方势力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如此恣意妄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必将危害到他们对局势的掌控，一旦局势失控，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甚至还有身死族灭之祸。
独孤震出离愤怒，脸色极度难看，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
不久之前，远在关西终南山的楼观道法主岐晖来信，其中特意提到了伽蓝背后的复杂关系。伽蓝是敦煌圣严寺慧心和尚的弟，在西北沙门中辈分较高，此番东进中土，必会得到西北沙门的帮助。同时，伽蓝又是裴世矩和薛世雄非常器重的亲信，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军方，他都能得到高层权贵的照拂。换一个角度来说，伽蓝代表了西北沙门的利益，代表了当权改革派势力。现如今皇帝钦点伽蓝为禁军骁果，将其从万里迢迢之外的突伦川召至行宫，随即又在二次东征之刻遣其南下黎阳，很明显，皇帝赋予了伽蓝特殊使命。
独孤震不能不慎重地看待伽蓝的“独断专行”，不得不从伽蓝的言行举止中寻找到皇帝和中枢的真实意图。目前有一点可以确定，皇帝和裴世矩牢牢掌控了大局，站在巅峰位置上俯瞰局势的发展，静待各方势力在局势发展中“大显身手”，然后以雷霆之势诛杀叛逆，铲除异己，为改革的加速推进扫清障碍。
这是帝国高级官员们和深谙权争的世家权贵们对帝国当前政局的解读，但独孤震看得更深，想得更复杂。独孤震是皇亲国戚，是今上的舅舅，他所承担的戍卫国祚的重任，他对帝国的守护之责，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比如皇统继承，既是事关国祚兴衰的头等国事，也是皇帝的家事，而这件事普通大臣不敢涉足，中枢大臣却是不得不涉足，而像独孤震这样的皇亲国戚，却必然要牵涉其中。
此次风暴对帝国造成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由此必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储君之争。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同理，帝国不能没有储君，而储君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了帝国政局的稳定，大幅减少了因为争夺皇统继承权而引发的政治风暴。
元德太已经薨亡七年，皇帝七年不立储，原因是什么？朝堂上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猜测与皇帝所坚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
皇帝改革的主旨只有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自魏晋以来中土近四百年的分裂历史中，最为耀眼醒目的政治标志就是“门阀士族”政治。这四百年来不断更替的大小王国中，政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土的门阀士族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确保了这一政治格局的延续。杨氏的大隋统一了中土，先帝毫不犹豫地废弃了九品中正制，向“门阀士族”政治举起了锋利的大刀，试图把中土分裂的根源，把可能推翻杨氏国祚的祸根，彻底铲除，但延续了近四百年的“门阀士族”政治非常坚硬，这一刀是砍下去了，不过距离“门阀士族”政治的死亡却遥不可及。
今上接过了先帝“改革”的大刀，催马扬鞭，意气风发，意欲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为自己建下秦皇汉武之功业，为杨氏孙建下万世之基业。这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今上雄心勃勃，非常自信。这时候，皇权的高度集中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与否，而太的册封，东宫的存在，必将给朝堂上的保守派，给反对改革的世家权贵们寻到一个“反扑”的强大立足点。
当年先帝之所以废黜太杨勇，文献皇后独孤伽罗之所以力挺今上，和太杨勇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关系，和太杨勇对嫔妃们的亲疏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太杨勇在政治立场上走到了先帝和文献皇后的对立面，其他诸如三皇秦王杨俊、四皇蜀王杨秀，包括后来与今上手足相残的五皇汉王杨谅，都未能像今上一样透彻地理解和继承先帝与文献皇后的政治理念。
帝国若想长治久安，必须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杨氏孙若想代代传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打击世家贵族，重新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让天下普罗大众都能拥有跻身贵族行列的资格和机会。
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权力和财富做为支撑，为此，今上需要最大的权力，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