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些红绿纸片、经过这些招恼反动派的字迹，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已经不可分割了！她感到能够被信任保存这些东西乃是她无上的光荣和幸福。……想到这里，她高兴了，她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不烧掉它们又怎么办呢？”晚上她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会再来拿，总放着有危险，而且没意义，她于是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维拉索娃来：她带传单到工厂，把它散给工人们……“对，我也应当是这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想到了满意的恶作剧，又像战士想到了袭击敌人的好办法，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但是怎样散法呢？她虽然幼稚，也还明白这是危险的。她反复苦思着，整整想了多半夜，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
于是，三天后，这样的事迹出现了。
夏夜，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是寂然无声的。这时在北平沙滩附近的几条小胡同里，有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在来来回回地转游——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地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它怦怦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她喘息一下，歇了歇，接着又像一条黑影似的向前溜去。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天！道静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自从她决定了晚上要偷偷地去粘贴传单，她的心就一直不住地乱跳。她也想到了会被人抓住的危险，但是卢嘉川最后的话给了她力量，“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呵，这是些多么难忘的话呵，她牢牢地记住了它，她要无畏地斗争下去。于是她忙碌地准备着一切。买了三瓶胶水、买了一双没有声响的软底鞋，为了怎样打扮以备被人看见时便于掩饰，她想了许多许多的办法，可是都不满意。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房东太太看她打扮成这个样子，开始是张大嘴巴惊讶着，——
因为平日她是朴素的，不大修饰的。接着，根据她的经验，她明白了——“这准是去会相好的呀！”于是她向道静斜眼一笑，嘴巴对准了她的耳朵：“余太太，您这是？……嘻嘻，我明白啦——您也有啦那个？……”
道静高兴她这样猜测，对她善意地微笑着。临走时并且小声地嘱咐她道：“老余要问，您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嫂子，多帮忙吧！”
她走了，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而且又是独自作战的那种惶悚的心情出发了。开始她在各个小胡同里逡巡着，真好像一个寻找主顾的夜游女人。后来一看左右没人，她就鼓着全身的勇气，把早就涂好了胶水的传单，用舌尖舔上口水迅速地贴到了墙壁上。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发软。这时候，年夜凑在一起的许多青年朋友的面容忽然涌到了她的面前——他们要都在这儿该多好呵，大家贴，一下子就全贴完了！可是，现在，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她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怕真拿她当下流女人看待的男人们。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
疲乏。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
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贴，还去给住家户的门口塞传单，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她转了许多条小胡同，贴了许多。因为这次是在黎明前去的，夜里巡逻的警察已经疲乏了，因此，她顺利地散完了她准备散的宣传品，安然地走回家里来。
看见了这些传单的市民们惊讶着，好像刮过了一阵飓风。
青年们好奇地争相传阅；胆小的老人惊慌不安。
“共产党越来越多了？……”人们低声地惊奇地互相探询着。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也收到了一份不知从何处寄来的报纸。打开来，里面就卷着道静寄去的几份共产党的宣传品。青年们惊喜起来，有些人许多天都不能安静地猜测着。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
街道的墙上，在清早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之后，这不能不叫警察们大吃一惊，愤愤地胆怯地把它们撕了去。
道静背着余永泽想尽一切办法散发着传单。除了上面的办法，她还向一些她知道的人，较进步的人寄出了这些危险的东西。虽然散出了大部分，但卢嘉川留下的传单还有一些，她并没舍得一下子全散光。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之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不久放了暑假后，为了想知道散发传单的结果如何，她就跑到王晓燕家里去找她——王晓燕现在即将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晓燕，昨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她的神气很紧张，一把抓住晓燕的胳膊说。
“什么东西？”王晓燕的眼睛是圆的，一睁大就显得更圆。
她看着道静不慌不忙地合上了书本。
“你看，多么奇怪呀！”道静把三张传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昨天大清早我起来散步，一出门口就看见了这几张纸……”
她把声音放低，伏在晓燕的耳朵边上，“好家伙！共产党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的！”
王晓燕把传单拿起来看了一眼，漠不经意地丢在桌上，“我当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原来是它呀——我也看见过。”
“真是怪事！你在哪儿看见的？”
王晓燕且不回答道静的问话，打开抽屉给道静拿出一包糖：“小林，吃点糖。这是我爸爸刚从上海带回来的。你对这个传单怎么这么有兴趣？是专为这个来找我吗？”
“我真觉得奇怪呀，现在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吗？”
“我想一定很多。”王晓燕挨着道静坐下，一边吃着糖，一边一本正经地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学生自治会在前几天——
放假前收到一份卷着寄来的《大公报》，里面就夹着三份这样的东西——跟你的一样。有些同学又奇怪、又兴奋，也有的很害怕。以后有人提议把它贴到布告牌上，有人赞成，有人害怕、不赞成。”
“你呢，害怕吗？你不是也在学生会有点工作？”
“我吗？无所谓。随他们怎么办全好。可是第二天这传单真的在布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都轰动了……学校当局赶快撕了下来，蒋梦麟校长又气又怕。现在正闹得乌烟瘴气。”
王晓燕摆动着浓密的黑头发，微微一笑，仍不改她那庄重的神气。道静可高兴坏了！她一把抱住王晓燕的脖子，脸上笑得像一朵鲜花：“晓燕！好晓燕！你这消息多么叫人高兴呀！”
“你怎么啦？你干吗这么高兴？……难道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道静感情冲动得不能克制自己了，她立刻向王晓燕坦白了全部秘密：“晓燕，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传单都是我寄的呀！”
“什么？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王晓燕被道静这个爽直的告白弄得慌乱了，她瞪着滴溜圆的眼睛吃惊地看着林道静。
“我哪是共产党！”道静懊丧地摇着头，“可是，我认识了共产党的朋友——就是我常跟你提的卢嘉川。他把这些传单放在我这里，他被捕了，再找不到他了……我留下这些东西可有什么用呢，这才想法子寄出去。”
王晓燕紧盯着道静看个不停，仿佛第一次看见一个奇怪的陌生人。
“那，你为什么不烧掉？这样乱寄是很危险的！”
“不，晓燕，你不了解我！”她抱住王晓燕的肩膀，热情洋溢地说，“我已经不是去年的我了。做这些事我觉得高兴。可是，现在也挺难过——我那些朋友都叫国民党捕走了……哼，捕走就捕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相信他们早晚会回来！”道静扬着头望着窗外的浮云，可是接着又若有所失似的低下头来。
王晓燕被她朋友这种大胆热烈的精神感动了。她紧拉住道静的手，像叹息，又像抚慰般轻轻地说：“小林，我了解你的性格——像火一样。可是，你要为你的前途着想呵，搞——革命……这有什么前途呢？”
“像你这样成天钻书本子有什么前途呢？”道静的神气严肃起来了，“国家这样危急，社会这样动荡，‘复巢之下安得完卵’这句话你不知道吗？”
“嗯。”沉静的王晓燕陷入沉思中，她若有所悟地不再出声。
“晓燕，别发愣啦，如果你不反对我，看在咱两个幼年朋友的交情上，给我帮点忙好不好？”道静推着晓燕，忽然撞入脑子一个主意，“我手里还有一些这种传单，放着挺危险，你帮我把它们散出去行吗？”
王晓燕带着惊异为难的神气，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不行。”
道静生了气，站起脚就走：“还是好朋友呢……”
“好吧，你拿给我。”晓燕拉住道静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去找那些主张贴在布告牌上的同学去。可是，说实在的，我实在不赞成你这样的做法。”
道静高兴得并没有听见晓燕后面的话。她跳上前去紧捏住晓燕的手连声说：“真好！真好！晓燕，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呀！……以后等我的老师卢嘉川出来了，我一定要叫你认识认识他。”
（第二十三章完）
第24章
余永泽看见道静一连几天匆匆忙忙地出来进去——有时半夜不回来，有时天不亮就往外跑，而且打扮得妖妖艳艳，他简直气坏了。道静什么话也不对他说，既不说上哪儿去，也不说去干什么。问她，她简单地来个棒槌话：“管我干吗呢！”
他实在不能忍耐了。一天夜里，刚躺下来，他翻过身，捏住道静的胳膊，咬着牙说：“静，你究竟安的什么心？你这样——不觉得害臊吗？”
道静静静地躺着。有一会儿没有开口。多日酝酿成熟的意志帮助她冷静下来。她慢慢坐起身，扭开电灯，竭力放低了声音：“永泽，你应当了解：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痛苦，也使我痛苦。我们都还年轻，你看，咱们离开了不是更好一点吗？”
她这种异常的冷静、和婉，再不同于过去那种吵闹激忿的态度，使得余永泽突然明白：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了！他的自尊心在一个已经和他冷漠了的女子面前，陡然增长起来。他坐起身，低头思考了一会，最后紧皱着眉头，嘎声嘎气地说：“好吧，既然如此，就各奔前程吧！”
第二天大清早，余永泽就走了。中午以后当道静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正准备搬到沙滩附近另外一个小公寓里去时，忽然有个客人来找她。她走出门口一看：矮矮的个子，黄黄的圆脸，戴着眼镜，她认不出是谁来。可是来人却像对待熟朋友似的，抢上前来握住她的手低声说：“你是林道静吗？我是卢嘉川的朋友——戴愉。”
“卢的朋友——他可能带来了他的消息……”想到这里，道静又惊又喜地把他领进屋里，刚让客人坐下，她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没想到你来。……卢嘉川他真的——被捕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戴愉先对屋里环视一周，然后盯着道静的脸看了一会儿，最后，他才操着南腔北调的低沉声音回答道：“是的，不幸得很，他前三个月就被捕了。原来押在宪兵司令部，现在呢，不知解到哪里去了。”最后的这句话他说的声音很低，这时，他看见道静的脸色苍白，双手使劲捏住了床栏杆。
“林同志，你很关心他哦。”戴愉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并且冲着她喊了一声“同志”。
同志，道静听到这个称呼，是如此的惊奇和欣慰。卢嘉川虽然亲密，但还没有这样称呼过她；可是，他，这个陌生的人竟然称自己为同志。……她压住了因不幸消息的证实而引起的波动，亲切地压低声音说：“看见你，我真高兴。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不，想起来啦，‘三一八’开始讲话的就是你！我想老卢一定也和你谈起过我……我很幼稚，希望你以后能够常常来帮助我。”
“那当然。我和老卢是很好的朋友你不知道么？”
“啊……”道静心里这时交织着悲伤与欣喜的感情，反而不知说些什么好了。
戴愉点了根纸烟，吸了几口，忽然慢悠悠地问道静道：“请问你，老卢是不是有些东西存放在你这里？他最后和你见面时，都分配你做些什么工作来？”
道静告诉了她和卢嘉川最后见面时的全部情况，并且把散发传单的事也告诉了他。
戴愉仔细地听完了她的话，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你做的不错，勇敢得很。不过为什么不找我们的同志和你一起去做呢？这样的事，你一个人去做，危险得很。”
“没有人。我认识的革命同志只有老卢小许几个，他们不是都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