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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粮为银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
82、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
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
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
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交通又不畅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
人们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受到征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
83、张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冯述评］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
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
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冯注：林、衡山先生之父。］
《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
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为他立庙。
［冯评译文］
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
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
宦官很生气，说他的坏话，好在遇到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因而获得赦免。
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
唉！祸害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以后有人去那里当官的，最好设法加以禁止。初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84、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
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85、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冯述评］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
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
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冯评译文］
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
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措施。
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
从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行政措施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已，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冯注：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不能驳倒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只是去禁止改革的措施，怎么说也行不通的。
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取消役钱、废止盐法了。
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
可废止，一定不是只在口头说说，二且思想上一定持有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
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
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
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数归于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
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
从前王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
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
明明力量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
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
86、陈瓘
【原文】
陈瓘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挚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
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言。
［冯述评］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
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冯注：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译文】
宋朝人陈瓘（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陈瓘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呢？”
陈瓘于是举出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东光人，字萃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挚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
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诬蔑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