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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的历史上，祖逖、刘琨二人一南一北，是西晋末年最璀璨的两颗明星。
刘琨是中山魏昌人，祖逖是范阳遒人，用今天的话说，他们一个是定州人，一个是涞水人。
在生命最为辉煌的后期，他们亦是一南一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但那个时候时空调换了，刘琨在北，在并州，在幽州；祖逖在南，在徐州，在豫州。
他们是朋友，相互激赏，彼此惦念，在黑暗时代他们能够照亮人心。
同为乱世英雄，祖逖的成名要晚于刘琨。
祖逖生于公元266年，大刘琨5岁，到十四五岁犹未知书，这在“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的祖家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父亲不在了，哥哥们常常为这个有些异类的弟弟担忧。
祖逖的特别，还表现在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便散谷帛周济贫乏，并说这都是哥哥们的意思，“乡党宗族以是重之”。
察孝廉，举秀才，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落在谁头上谁都高兴的，卓尔不群心怀天下的青年祖逖却一点兴趣没有。
很多方面祖逖都跟王室之后刘琨有差异。但差异不等于距离。他们在司州主簿的职位上相遇相识了，刘琨“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他们很快由一般同事关系发展成情好绸缪的同道关系。
祖逖博览书记，该涉古今，有赞世才具，对小5岁的刘琨的关心照顾可说是一百一。共被同寝，闻鸡起舞，关心世事，每每中宵起坐，他们会相互鼓励：“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在此之后，出于不同的人生趣味和人生选择，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还是分开了。
四海鼎沸的乱世真的来了。
他们谁都没有遵守当年承诺，相避于中原。
不相见已经很久很久。没完没了的兵荒马乱，也使彼此的信息隔绝很久很久。但他们还惦念着彼此，还想着20多年前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旧事。
公元307年刘琨北上并州，之后“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
他不再是当年的二十四友之一，不再是那个舞文弄墨的刘琨，他的英雄形象前所未有的高大。从里到外他都是一团烈火，他身上流淌的热血从未随年龄增长冷却，誓死报国的热情从未冷却，始终都是沸腾的；
统帅军队不是他的长项，他的长项是写诗作文，可是既然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险恶四伏的从军之路，再苦再难，刘琨都会走下去，不胜利，他不会回头。
祖逖也走上战场。他本想找一方清净之地，所以他拒绝范阳王司马虓等人的招聘，拒绝东海王司马越的任命。但，乱世没有选择，乱世不会单独留给他一方清净之地。
他最终还是走上了战场。
公元311年6月，京师洛阳城陷。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到淮泗一带避难。行路艰辛，他不乘车不骑马，徒步而行。他把车和马让给同行的老人和病人，跟大家一同分享药物和衣粮；他又多权略，能在老老少少中间建立威望，因此这支队伍推选他为行主。
在江左一枝独秀的司马睿也看上了他，任命他做徐州刺史，做军谘祭酒。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他的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他一视同仁，遇之如子弟。
公元313年8月，祖逖率领祖家军渡江北伐，船至中流，他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祖逖辞色壮烈，众皆慨叹。远在北方的刘琨听说后，激动地与亲故道：“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一南一北，他们用行动和心灵互相呼应，他们是否都想起了20多年前闻鸡起舞的旧事？
军事斗争胜利不仅取决于外部，也取决于内部，祖逖懂得此点。他做奋威将军，做豫州刺史，司马睿却只给千人禀和三千匹布，不给铠仗，使他自行招募。
他全不计较。
北伐，他不怕白手起家。没兵器，他就冶铸兵器。兵少，他就想法设法壮大。对敌斗争，他策略高超，手段灵活，或分化瓦解，或既打又拉，要么争取，要么消灭。他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战争在祖逖手中常变得出神入化。他的士兵甚至能和敌兵处于同一大城，敌兵从南门出入放牧，他的士兵开东门出入，相守四旬。
对俘虏，祖逖也是仁义厚待，想留的收留，不想留的遣归。“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他能让人服，让人感受到尊严和恩遇。他赏罚分明，“其有微功，赏不逾曰”。
他又“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他具有的美德，他的人格魅力，时时处处影响着他的周围。他“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流嚏为他而歌“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战场残酷，人心却能昭曰月。他把百姓当百姓，百姓把他当父母。
北伐得民心，节节胜利。
祖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其得人心如此，在北方奋战的刘琨不禁盛赞祖逖威德。
刘琨是勇敢的，他个人的力量也是强大的。敌数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乘月色，他登楼清啸，敌兵听了，凄然长叹。中夜，他又奏响胡笳，敌人听了，流涕殻ъぃ衬罟释恋男那橛蛹逼龋跋蛳创抵舨⑵Ф摺薄�
像刘琨这样用一人之力打败敌兵近于传奇。
他难于取得祖逖取得的成就，所处环境不同，他们的个人情况也大有不同。
善于怀抚，短于控御，“一曰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这是刘琨的不同；“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这仍是刘琨无能逃脱的致命的不同。
他不该任命游于贵势“恃宠骄恣，干预行政”的河南人徐润为晋阳令，不该错杀亢直建言的奋威护军令狐盛，不该不听母亲“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的逆耳之言。
司马邺即位，拜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大而空的封号，无多大实际作用，却足让刘琨五情飞越，伏纸饮泪，泣血宵吟，扼腕长叹。
他叹“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亦叹孑然与寇为伍，既要对付面前的刘聪，又要防范石勒背后袭击，“进退唯谷，首尾狼狈”是他对生存环境的清醒认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他“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
叹过痛过，刘琨依然满怀斗志，神驰寇庭，他告诉司马邺，他与刘聪和石勒二虏势不并立，二虏不枭，他“无归志”；秋谷既登，胡马已肥，一旦投入战斗，他将身先士卒。
可是这是一支孤军，一支奋战在敌后的孤军。
他是这支孤军的领袖。名义上他可以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可名义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这样的问候可以抚慰人心，却无法挽救现实的失败。
公元316年冬天，败于石勒伏击的刘琨穷蹙，不能复守并州，接受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磾之请，取道飞狐口，到达幽州。
公元317年6月，祖逖在南与石勒战。刘琨在北，也想聚兵攻击石勒，但受制于人，力不从心，不成。
次年3月，祖逖和刘琨寄托希望的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
此时在段匹磾军中的刘琨却已没有报效的机会。他和段匹磾曾经“甚相崇重，约为兄弟”，但此时他们间没有信任，刘琨成了囚徒。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刘琨自知必死，为五言诗赠卢谌托意。
受国恩，不能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
公元318年5月，48岁的刘琨和子侄4人同时被害。
英雄失路，万绪悲凉，祖逖什么时候听到了刘琨的凶讯？双雄尚剩一雄。祖逖尚在，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敬畏心生。于是斗争变成另一种方式。
石勒派人给祖逖母亲修墓地，又给祖逖写信请求通使交市。祖逖不报书，听互市，获利十倍。“公私丰赡，士马曰滋”，祖逖想，“推锋越河，扫清冀朔”到了。
司马睿却不再相信。他意甚怏怏，内怀忧愤，想进取不辍，却已等不及，“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公元321年，刘琨遭缢杀3年之后，祖逖病卒，“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
壮志未酬，时年祖逖56岁。
第一百零二章科举揽人才
相比于军改的悄无声息，大晋朝第一届科举引起的轰动绝对是超出任何人想象。一时之间，具有“自由报名，不论出身，仅凭才选”特色的科举像春风一样拂过整个晋朝大地，让天下庶民寒门子弟欢欣鼓舞。
纷纷背起行囊，呼朋唤友结伴朝洛阳而来。而其中一名年约四十的中年人得知科举的消息后，大喜过望。此人就是来自江东的大才陶侃。陶侃此时已经寓居洛阳多年，他在元康六年抵达洛阳，到了今年已有三年时间。
然而他出身寒门，再加上来自被北方世家大族排斥的江东，更让他不可能融入到洛阳权贵当中。刚到洛阳时他靠着厚脸皮得到侍中张华的举荐，才得以被授以郎中。
郎中就是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最后朝廷“以侃寒官，召为舍人。”估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机关内的文书一样的职务，负责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件。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但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
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陶侃在洛阳呆了两三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宫廷内乱愈演愈烈。
公元299年，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设计诛杀赵王以及贾后，成为晋朝实际上的掌权者，一时间声势大涨。但聪慧如陶侃者却早已察觉到晋朝的动乱将很快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
将来京都洛阳内外恐成为诸王军队与太子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
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就在陶侃打点行装，准备上路的时候，太子推出的科举制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因此，当太子提出，不论出身，只以才干选拔人才时，他心动了。陶侃相信自己是有才华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施展才华。就像祖逖、张宾、李特等人一样，若是被太子看中，就不愁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
最后陶侃拒绝了县令之位，准备留下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
元康九年四月，春满花开之时，太子提出的第一届科举正式开考，此次题目全都由司马遹亲自选定，注重考察众人的实际才能。而且由于没有教材，也没有经验，一切只能按照司马遹的猜想进行。
因此晋朝第一次科举基本上采用的是策论的形式，共分两场，第一场主要考儒家、道家等各种典籍，是用来区分读书人与普通人。由于科举制过于吸引人，再加上司马遹特意吩咐报名时不限身份出身，导致许多买卖人、匠人、失意士兵都想参加试试手气。
因此，司马遹不得不通过一场初试，将某些人筛选掉。不过，初试比较简单，只要你认真读个几年书都能通过。陶侃也顺利通过了初试，接下来就要复试，这部分的题目就比较难了，全是策论题。
陶侃拿到题目一看，皱了下眉头，倒不是太子出的题目难倒了他，而是他从中看出了司马遹与改革朝廷弊政的雄心。因为第一道题目就是：《两汉、曹魏开国用人论》，直指朝廷用人的弊端。
陶侃自己就深受九品中正制的毒害，因此这个题目十分对他的胃口，只见他稍稍一思考，就下笔如有神。
司马遹走进来的时候，众位士子正在奋笔疾书。他打眼看了一下，其中一相貌奇特的中年人吸引了他注意。因为此人不但相貌奇特，而且气质不凡，一看就不是个简单的家伙。
监考官张华，看到太子盯着陶侃一直看，以为太子像他人那样嫌弃陶侃的容貌，就附耳小声道：“殿下此人姓陶名侃，江东鄱阳人，原是朝廷补授的县令，可他拒绝赴任，坚决要求参加科举。另外像他这样的郎中、小吏多达百余人，多为寒门子弟出身。他们这些人在京城蹉跎大半辈子，幸运的话只能被授以县府小吏，而更多人只能一辈子依附权贵生活。”
“唉！世家大族把持着进身之道，那些寒门子弟怎么可能有机会出人头地？”
司马遹一边跟着张华交谈，一边面露精光盯着陶侃。这家伙绝对是个大才，说句不好听的话，东晋初年若是没有陶侃，东晋指不定要闹腾到什么时候。
历史上陶侃出身贫寒，初为县吏，后至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他一生东征西讨，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其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又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因此为人所称道。咸和七年（334年）去世，追赠大司马，谥号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