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力。在丧失一切之后，也许能得到点儿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还有一个人，仍然是７４岁的老妇人，她说了这样一番话：“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就各处走走，人们都说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国东北，妹妹死在冲绳，大儿子战死在中国的华中，二儿子安葬在冲绳的健儿塔里供人们祭奠。现在，我享受着生活保护，给别人家跑外，或者看门，苦心打发着日子。听收音机的费用最让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灵所在的冲绳健儿塔去祭奠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孤老们，我想只有他们才称得上身处逆境也不自杀的人。还有老迈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没有自杀，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坚强的意志；还有一位同是７４岁的老妇人，也没有自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并由此而获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
教琴的老妇人说：“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处奔走，为了求得被原子弹爆炸损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着。她这样说：“昭和３５年，广岛市皆实町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接纳了我，消除了我独居的寂寞。在协议会里，悲哀也好，欢乐也好，那毫无隔阂的交谈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募捐，这些暖人心肺的情谊，使我心头涌起坚持活下去的勇气。”说起“勇气”这个词，被原子弹爆炸伤害了的那些孤老们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灵创伤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亲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样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曾叙述过长期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原子病医院的《最后的人》即宫本定男的遗稿。和原子弹受害者的孤老们同样，宫本是身处逆境也具有不自杀的勇气的人。特别是在原子病医院同样住院的患者当中，无论是谁做了有失检点的事，他总是不高兴，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评个没完。他属于“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强”的一种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说，“独断专行、不和悦的宫本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
他平常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唠唠叨叨地，总绷着脸。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他不是脱离现实世界，而是隐遁到原子病医院里来的患者。在原子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发现了并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的人，因此，尽管他没有分担管理医院的义务，但他还是自动地禁止把医院的餐具随意拿到病房里使用，对配餐室使用煤气后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还用火柴棍和厚纸，涂上颜色做成城池，用小贝壳涂上金粉做成浦岛太郎等手工艺品。勤恳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绝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灵巧的手，终于凉得像冰一样，在室内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遗留下的文章中，发现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面对悲惨的死，或者说“顶着悲惨的死以期获取新的生命的战斗”，他不这么说，而说成“面对悲惨的死”、“达到悲惨的死的战斗”。我对已经完成了悲惨的死的宫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章里，并不想说他用错了词。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选用最恰当的词语，写下“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的遗言。也就是说，据我的理解，宫本定男除了到达悲惨的死亡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就这样还不失掉勇气。现实主义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阐明。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最坚韧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留下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宫本定男才是广岛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再一次出现核武器的可怕的闪光，我们为了在那个废墟上生存，就应当取自因广岛的残酷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评家们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类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击，即使在那时也应该把在没有经历过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广岛人的智慧，牢牢实实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几年前根据报上登载的消息寻人，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那样的土地上，为继承广岛的沉默寡言的人们的真实道德，我们应做些什么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到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广岛札记 四 关于人类的威严
我们所处的核武器时代，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诚实的制订者们所说，它是一个将人类的关心从原子弹氢弹所导致的悲剧集中到原子弹和氢弹的威力上来，以此为轴心和杠杆急剧运转的时代。我们日本人，更主要的是我自身，究竟应该记住什么，而且永志不忘呢？
无疑它就是有关广岛的问题；是出现在广岛的人间地狱；是不断同悲惨做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类的新思想等等。除此之外，时值今日，难道还有什么信条可以称之为呆以信赖的道德观念呢？
在这一核武器时代，直至昨天，有的国家尽管具备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实力，但它却并未拥有核武器，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政治思想的形象。然而，现在当我撰写这部《札记》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具有这种形象的国家，总之，它已成为另一种国家了。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感到应该记住，而且要永远记住２０世纪后半期地球上这个唯一的地方——广岛所赤裸裸地体现着的人类思想。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幼芽。如果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无所作为，那么在这唯一的地方隐约可见的康复苗头将腐朽衰亡，而我们将堕入真正颓废的境地。作为一个曾多次访问过广岛的日本人，我愿意将我自己在广岛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我个人围绕广岛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思想记录下来。它似乎是将我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关广岛的笔记，为了我自己，迫不及待地做出一份摘要和概括。当中国进行核试验的那个午夜过后，我不断地为电话铃声所惊醒，直至天明，一次又一次。然而，我在回答记者和写这部《札记》之间选择了后者，我试图在这本《札记》中写出一份为了我自身的有关广岛的答卷。因为我希望重新确认我自身印象中的广岛。仅此而已。我想在这份答卷中，主要就人类的威严问题加以阐述。因为这正是我在广岛发现的最为本质的思想，而且也是我目前希望用来支撑自己的唯一信念。虽说是在广岛发现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人类威严的思想或许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勿宁说，这一思想已远远超出用“人类威严”这句话所能描述的范围。而它也是我自孩童时代开始便已感受到的。如果具体地说，它将更为容易。只是，那能否将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充分地传达给他人，我却无法证实……
譬如，我曾写过一位愤怒反抗的老人的故事。老人为了抗议重新进行核试验而剖腹，但他失败了，抗议书也被忽视，他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尽管这位老人为失败感而遭受百般折磨，而我却认为他确实拥有人类的威严。他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牵住我的心，只能说是由于这种威严的存在。换言之，对于这位老人而言，除了人类的威严之外，他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觉得，为什么这位老人剖腹失败，抗议书也被置之不理，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余生呢？这样的一生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想告诉他：这位老人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威严而剖腹失败，并活着受辱的，他一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在悲惨的晚年终于赢得了人类的威严。瘦瘦的肚子上留下一个大大的伤痕，只能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就其威严而言，难道不足以同没有任何伤痕的其他所有人相抗衡吗？这就是我对“人类威严”一词所赋予的定义。
１９６３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门前，我见到了迎接和平示威游行队伍发表演讲的宫本定男先生。当时我在自己的手册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手持花束，无力地垂下双肩，但确实带着满足感和威严走下讲坛。”那个夏天，我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代表原子病患者发表讲话的，在那骄阳似火的广场上站着，他似乎很痛苦，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他充满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从那时起，在广岛，我曾在几本手册上多次写出“威严”一词。我从广岛和平运动领导者的一位老哲学家和他那貌似上了年纪的少女一般的夫人身上发现了威严，我还从以充满豪放幽默的语调，批评广岛的保守派实力人物的《广岛之河》核心成员的老年妇女身上也发现了威严。而且这些威严，令我感到是最具有人情味的威严。那是我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憧憬着的威严；是我在怀疑究竟何时自己才能到达这一境界的威严。今天看来，我曾多次去广岛访问的心理因素，也只是由于广岛人所具有的人类威严的感觉吸引了我的缘故。
我从原子病医院的重藤院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威严，然而，它绝非来自原子病医院院长的权威。因为我还从他的一位住院病人宫本定男先生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人类威严。为了慎重起见，我想指出，我曾计划根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侧面写一部纯属由个人构成的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并纳入这本《札记》之中。但是，广岛的原子弹受害医疗的历史，不仅未曾得到官方权威的支持和引导，恰恰相反，它是凭借着那些同权威坚持进行和平抗争的人们和决不屈服意志顽强的人们，完全从零的起点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再考虑到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占领军，以及日本的保守政府，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勿宁说是通过反体制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原子病医院既不是政府创办的，也不是靠政府的资助而经营的。它是以分配给广岛红十字会医院贺年卡所获利润建立起来的。尽管重藤院长本人就是一位原子弹受害者，而他却自从广岛出现那一场人间悲剧的瞬间以来，完全是从零开始一直坚持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废墟间，搜着瓦砾的碎片），至今仍然是一位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因此，我从重藤院长身上发现的威严，完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威严，同任何权威都毫不相干。遍及广岛拥有威严的人们究竟从何而来呢？而且他们的威严绝非单纯的威严。
在这里，为了确切地阐明我个人对“威严”一词的理解，我想谈谈它是怎样进入并固定在我的语言世界中的。也就是我要记述自儿时至今围绕威严一词的个人回忆。首先，它始自战时，直到我进入大学主要攻读法国战后文学，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最初，仅仅是作为具有那种意义的感觉进入了我的语言世界，并不具有语言的外壳。战争结束时，我还是四国山村中的一个孩子，但我却曾为处于某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苦恼过。使我陷入这一窘境的原因，是来自我曾在农村电影院看到一部影片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名年轻的士兵被敌军俘虏，害怕遭到拷问说出自己军队的机密而自杀了。我曾为之受到极大震撼，并万分感动，同时，又害怕得浑身发抖。我预感到，战争期间我肯定也会陷入同他一样的困境。这成为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问题，一方面，我为年轻士兵的行为所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怀有自私的热爱生命的不安和孩子气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重大事情么？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还什么事情都未曾做过，但对于自己的死却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果我选择不坦白某种秘密，就会被杀死，我可能会毫不争气地说出任何秘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宁死不屈，抗争到底的人呢？我隐藏着内心的困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向同我一起看电影的父亲问道：“那个年轻的士兵为什么自杀了呢？”此后不久，我的父亲突然死去了。当时他那短短的回答，过于令人震惊的成年人的语言，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那是心情焦躁的父亲对孩子伪装出的天真给予的惩罚。他说：“你说那个士兵么？即使不自杀，坦白之后终究还是要被杀死的啊！”
父亲是否希望用他的话，使我对于士兵的死，在内心中求得平衡呢？似乎是说，反正士兵是死了，怎么死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反正是死，怎么都是死的说法使我开始感到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我可能就是在坦白之后被杀掉的类型的士兵。我对这种类型深感厌恶，为另外一种不坦白而自杀的类型的存在而感动。然而，谁也不可能教给我，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怎样才能使自己变成不坦白而去自杀的类型。包括我父亲在内。作为孩子的我，曾经白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是，结果我都碰壁了。难道能够认为同自己的死相比，别人的死更加重要吗？难道自己的死不是绝对的吗？而且依照父亲的看法，无论怎样，自己都必死无疑，同他人的死毫不相干！在我陷入这一最糟糕的境地之前（如上所述，我认为这种情况迟早必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并确信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使自己从我所属的可憎的类型变成默默地自杀而死的类型，我曾在充满恐怖的困境中，期望着能找到足以说服我自己的解释。
不料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需要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延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考虑自己究竟属于宁死不屈的类型，抑或是屈服而后被杀的类型，这个问题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持久的困境。在已经无须奔赴战场的时代，它占据了我青春的全部日常生活。那是一种心病。我是一个乖僻的高中生，有时希望举止粗暴，有时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受虐的人。不久，我进入大学文学部学习，开始攻读法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