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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很快就完成了宣誓仪式。他四年前开始朴实、单纯地为该囚犯工作。在加莱邮船上他问囚犯是否需要一个勤杂工，囚犯就雇用了他。并不是要求囚犯怜悯而雇用的……想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他开始对囚犯产生了怀疑，然后就监视他。他在旅行中整理囚犯衣物时曾在口袋里多次见过类似的文件。曾经从囚犯抽屉里取出过这些文件。不是事先放进去的。他，在加莱见过囚犯把这几份文件给法国人看过。在加莱和波伦那又曾见他把同样的文件给法国人看过。他热爱祖国，不禁义愤填膺，于是告发了他。从没有涉嫌盗窃过一个银茶壶。曾经因为一个芥末壶遭过冤枉，那壶其实是镀银的。他认识刚才那个证人已经七八年，完全出于巧合。他并没说是特别出奇的巧合。大部分的巧合都有些出奇。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他唯一的动机。他并不把这叫作出奇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不列颠人，但愿许多人都能像他一样。
绿头苍蝇又发出嗡嗡声。检察长先生传唤贾维斯·罗瑞先生。
“贾维斯·罗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么？”
“是。”
“一干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你是否曾坐邮车出差，从伦教去过多佛？”
“去过。”
“车厢里还有别的乘客么？”
“有两个。”
“他们是在夜里中途下车的么？”
“是的。”
“罗瑞先生，你看看囚犯，是不是那两个旅客之一？”
“我不能负责说他是。”
“他像不像两个旅客之一？”
“两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夜又很黑，而我们大家又都很封闭，我连像不像也不能负责肯定。”
“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假如他也像那两个旅客一样把自己裹起来，他的个头和身高像不像那两人？，”
“不像。”
“你不愿发誓说他不是那两人之一么，罗瑞先生？”
“不愿。”
“因此你至少是说他有可能是两人之一么？”
“是的。只是我记得那两人那时都胆小怕事，害怕强盗，跟我一样。可是这位囚犯却没有胆小怕事的神气。”，
“你看见过假装胆小怕事的么，罗瑞先生？”
“肯定见过。”
“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你以前肯定见过他么？”
“见过。”
“什么时候？”
“那以后几天我从法国回来，这个囚徒在加莱上了我坐的那条邮船，跟我同船旅行。”，
“他几点钟上的船？”
“半夜过后不久。”
“是夜静更深的时候。在那个不方便的时刻上船的只有他一个人么？”
“碰巧只有他一个。”
“别管碰巧不碰巧，在那夜静更深的时候上船的只有他一个，是么？”
“是的。”
“你是一个人在旅行么，罗瑞先生？有没有人同路？”
“有两个人同路，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两人现在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没大说话。那天有暴风雨，船很颠簸，路又长，我几乎全程都是躺在沙发上过的。”
“曼内特小姐！”
以前众人用眼睛搜寻的小姐，现在又受到了众人注意。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父亲也随之站了起来……他不愿她松开挽住他胳膊的手。
“曼内特小姐，看看这个囚犯。”
对被告说来，面对这样真诚的青春与美丽，面对这样的怜恤之情是比面对在场的整个人群还要困难的。他仿佛是站在坟墓的边沿跟她遥遥相对。这时带着好奇心注视着他的全部目光也无法给他保持安静的力量。他那忙碌的右手把手边草药组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想象中花圃里的花朵；他想控制住呼吸的努力使他的嘴唇颤抖起来，血液也从嘴唇涌向心里。大苍蝇的嗡嗡声再度扬起。
“曼内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囚犯么？”
“见过，先生。”
“在哪儿？”
“在刚才谈起的那艘邮船上，先生，在同一个时候。”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么？”
“啊！很不幸，是的！”
她出于同情而发出的哀伤调子跟法官那不如她悦耳的声音混到了一起。法官带了几分严厉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别发表意见。”
“曼内特小姐，在越过海峡的时候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说过，先生。”
“回忆一下。”
她在深沉的寂静中用微弱的声音说：
“那位先生上船时……”
“你是指这个囚犯么？”法官皱着眉头问。
“是的，大人。”
“你就叫他囚犯吧！”
“那囚犯上船时注意到我的父亲很疲劳，很虚弱，”说时她深情地转过头望着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疲惫不堪，我怕他缺少了空气，便在船舱阶梯旁的甲板上给他搭了个铺，自己坐在他身边的甲板上侍候他。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乘客。那善良的囚犯请求我接受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要如何重新安排才能使我的父亲比刚才少受风雨侵袭……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懂得我们出港之后风雨如何，全靠了他的安排。是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病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与善心，我相信他是出自真情。我俩就像这样交谈了起来。”
“我插一句嘴。他是一个人上船的么？”
“不是。”
“有几个人跟他在一起？”
“两个法国人。”
“他们在一起谈话么？”
“他们一直在一起谈话，直到最后一刻两个法国人要乘小船上岸时才停止。”
“他们之间传递过像这些文件一样的文件么？”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跟这些文件的大小和形状相同么？”
“可能，不过我确实不知道，虽然他们就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低声说话：因为他们站在船舱楼梯的顶上，就着头顶的灯光；灯光很弱，他们的声音很低，我听不清他们的话，只见他们看过一些稿件。”
“好，你谈谈你同囚犯的谈话吧，曼内特小姐。”
“囚犯对我说话无所保留，因为我处境很困难。同样，他对我父亲也很关心，很善意，很有帮助。”她哭出了眼泪。“我希望今天不致用伤害来报答他。”
绿头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
“曼内特小姐，出庭作证是你的义务，你必须作证，不能逃避。若是囚犯不能完全理解你非常不愿意作证的心情，不理解你的也就只有他一个。请继续下去。”
“他告诉我他在为一件很微妙、很棘手、很可能给别人带来灾祸的事奔走，因此旅行时使用了假名。他说他为这事几天前去了法国，而且可能还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断断续续来往很久。”
“他谈到美国的事么，曼内特小姐？说确切一点。”
“他向我解释了那场纠纷的来龙去脉，而且说，照他当时的判断，是英国错了，而且很愚蠢。他还开玩笑说乔治·华盛顿也许会名标青史，跟乔治三世②不相上下。不过他说这话时并无恶意，说时还在笑，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动人演出中，主要演员那引人注目的面部表情是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观众模仿的。那姑娘提出这些证词时前额痛苦地紧锁，很着急，很紧张，暂停说话等待法官记录时也注意观察律师是否赞成她的话。这时法庭各个角落的观众也流露出同样的表情。而在法官从他的记录中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离经叛道之论表示憎恶时，证人脸上的表情也立即反映到在场的绝大部分人的额头上。
检察长此时向法宫大人表示，为了预防意外，也为了形式上的需要，他认为应当要求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内特医生作证。于是曼内特医生被要求出了庭。
“曼内特医生，你看看囚犯。你以前见过他么？”
“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寓所来看过我。那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能认出他就是跟你一起乘过邮船的旅客么？你对他跟你女儿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对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大人。”
“你无法回答有什么确切的特别的原因么？”
他低声回答说，“有。”
“你在你出生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不幸，未经审判，甚至未经控告就受到了长期监禁，是么，曼内特医生？”
他回答的口气打动了每一颗心，“受过长期监禁。”
“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你是刚刚放出来么？”
“他们是那样告诉我的。”
“你对当时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么？”
“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从我坐牢时让自己学着做鞋起，到我发现自己已在伦敦，跟现在在我身边的我亲爱的女儿住在一起为止，我心里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官能恢复时，我女儿跟我已很熟悉；可我连她是怎样跟我熟悉起来的也说不清了。那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记忆。”
检察长坐下，父女俩也坐下。
此时这件案子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变化。此案的目的是要证明五年前那个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个尚待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邮车南下，两人晚间一同下了车，到了某处，但未停留（目的是造成假象），却又立即折返十多英里，来到某个要塞和造船厂搜集情报。一个证人出庭确认四犯曾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城市某旅店的咖啡馆里等待另一个人。囚犯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位证人，却只发现他在其它时候从没有见过囚犯，此外便一无所得。这时那位戴着假发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先生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卷了卷，扔给了律师。律师抓住空隙读完纸条后很仔细很好奇地把囚犯观察了一会儿。
“你再次重申你有把握那人就是这个囚犯么？”
证人表示很有把握。
“你见过样子很像这个囚犯的人么？”
证人说，再像他也不会认错。
“你仔细看看我的有学识的朋友，那边那位先生，”律师指着扔过纸条的人说，“然后再仔细看看囚犯。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是不是非常相像？”
除了我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有点不修边幅（如果不算是有失体面的话）之外，他和囚犯确实是一模一祥。把两人一比较，不但叫那证人大吃了一惊，就是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大吃了一惊。众人要求法宫命令“那有学问的朋友”取下假发。那人不太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来，两人之间的相似更显得惊人了。法官询问斯特莱佛（囚犯的律师）下面是否要求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那是我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莱佛先生回答说不必了，但他要请证人说明：发生过一次的事是否会发生第二次？若是他早一些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他是否还会那么深信不疑？在他已经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之后，他是否仍然那么深信不疑？会不会更加深信不疑？盘问的结果是把那证词像瓦罐一样砸了个粉碎，也把证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驳了个体无完肤。
克朗彻先生听到这儿时，已从他的指头上啃下了可以当一顿饭吃的铁锈。现在他得听斯特莱佛先生把囚犯的案情裁作一套紧身衣穿到陪审团身上了。斯特莱佛先生向陪审团指出，那爱国志士巴萨是个受人雇用的密探和奸细，是个做人血买卖从不脸红的家伙，是个自从受诅咒的犹大以来最无耻的流氓……而他的长相也的确像犹大。他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当之无愧的朋友和搭挡。这两位作伪证发伪誓的家伙看中了囚犯，想把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血统，在法国有一些家务要求他在海峡两岸往来奔波。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肯透露。而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受到歪曲的证词其实毫无意义（诸位已经看到她提供证词时所受到的痛苦），那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殷勤礼貌的活动而已……只有对华盛顿的提法例外，那话很出格，很狂妄，可也只能看作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政府竟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压制，树立威信（检察长先生对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弱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歪曲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全无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这话纯属无稽之谈，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
然后斯特莱佛先生要求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了证。再以后克朗彻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佛先生为陪审团剪裁的衣服整个儿地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估计的还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时而翻了过来，时而又翻了过去，总而言之，肯定是把它整个儿重新剪裁了一次，做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尸衣。
现在，陪审团开始考虑案情，大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
即使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情况之下，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仍然没有挪一挪身子，或改一改态度。在他那学识渊博的朋友斯特莱佛整理着面前的文件、跟他身边的人低声交谈，而且不时焦灼地望望陪审团的时候；在所有的观众都多少走动走动、另行组成谈话圈子的时候；甚至在连我们的检察官也离开了座位，在台上缓缓地踱来踱去，未必不使观众怀疑他很紧张的时候，这位先生仍然靠在椅背上没有动。他那拉开的律师长袍一半敞着，零乱的假发还是脱下后随手扣上的样子。他双手抄在口袋里，两眼仍然像那一整天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