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第8部分

在武汉的两个月，端方确实竭尽所能，希望在“朝廷国有”的定策与“铁路商办”的民意之间寻找一条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寿田返京与邮传部商议，是否将川汉铁路四川段宜昌经万县、重庆至成都的原有路线，改为由潼关经川北保宁府达成都，宁愿从陕西境内绕一下，这样可以朝廷、绅民分别筑路，既满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严。

但是内阁与邮传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路线已经与四国银行团签定协议，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费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于是守在汉阳，只是修修督办大臣公所，找人来绘制路线图，招聘铁路人才。比起其势汹汹的四川绅民，湖北各界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而武汉三镇比起已全面罢市的成都，也要平静很多。

而且，他的儿女亲家袁世凯早有信来，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为营”。后世史家说，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纵然在武汉碰上了辛亥首义，多半也不会身首异处。毕竟，瑞澂、张彪，诸多湖北大员一个都没有死。

然而赵尔丰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严令端方入川查办，端方回奏力辞，朝廷再严令，怕川人武力暴动？给你兵队，而且派楚同号军舰护送入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处地方，都要向内阁或盛宣怀发电，叹苦经，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万县，停在重庆，等路潮出个结果再说。

然而朝廷并没有放过他，不仅连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变之后，于11月6日谕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将整个四川的重担都压在了他身上。不过，由于武昌事变后电报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当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显示，在知道武昌事变、湖北独立的消息，又有流言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之后，端方确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在大变动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认为赵尔丰已经失去民心，朝廷又无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举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举为四川总督，甚至四川独立后的军政府首脑？

他曾派刘师培等人潜入成都探听消息，但回音很不乐观，据说赵尔丰已经做好准备，端方一到成都，就会被软禁起来，连地方都预备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来，沿路补给相当困难。端方家丁日后回忆说：“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于是，命运将端方送到了资州，也留在了资州。

资州离重庆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进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没有自立军活动，比一路上的滋扰不宁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来。

他一路走来，每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派六弟端锦前往演说，表示对所有“匪徒”均不带兵剿赶，愿自行解散者，发与盘费，优给奖励。尔等川人，也莫以为川地坚固，有蜀道之难，现时有机关枪炮，一旦天兵到来，四川如何抵挡？……

端方家丁说：“每到一处，绅商学界以及匪徒皆悬灯结彩鸣鞭，各户换粘新对，欢迎数十里外，各界感情殷殷。”这不免有点儿往端大臣脸上贴金，地方绅粮自然对钦差大臣还是尽量敷衍，端方在资州，便“天天饮酒宴会”。但群情激昂的四川，如何会因端方片言便解难去纷？端方在重庆通衢遍贴六言安民告示（方便不识字者听人诵读），就被人在每句后面都加了注解：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曾）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不管怎么说，端方绝非满人中的顽固派，川人中也颇有对这位“主抚不主剿”的钦差大臣有好感者，成都方面甚至传来“虽经宣布独立，仍复预备欢迎”的消息。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端方身处大城市，无论武汉、重庆还是成都，他都很可能不死，唯独在资州，没有外敌的压迫，但本地也没有弹压支援的力量，端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从武昌带来的新军第八镇步队一营手中。

事兆从头上开始。突然有新军去街上的剃头铺剪去发辫，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满街突然地行走了已剪辫或未剪辫的武昌新军士兵。不到三个钟头，几乎全标人都剪了辫子。而且这股风潮开始向资州城内与四乡弥漫。

端方不可能没有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氛。下面这段话，有人说是端方主要召集新军的表白，有人说是新军士兵将端方兄弟抓到朝天宫后的对话，但内容大致如此：

〖端方：我本汉人，姓陶（据说端方有一方印章，上刻“陶方”），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如何？

众兵：晚了！

端方：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优待加厚。请各位周全……

众兵：那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

至此众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决不是炎黄子孙！〗

其实，端方提出的两项理由，都很有道理。宽以待下，正是黎元洪等旧官僚被拥戴的重要原因，而脱旗返汉，更是辛亥年洗脱种族原罪的重要手段。成都满官签署的《四川满人投降文》中即明确表白：“然清皇摄政二百余秋，我汉人生逢斯时，而胁迫投旗者甚多……今知天命将终，而国祚改易，江山仍还旧主，睹此大局情形，我汉军不得不返旗还汉，原业归宗，何敢爱清室一官，而不念祖宗乎？”明白事理的革命党人也大抵只要求满人投降，而不是大肆屠戮，以安民心。

但是端方所处的情境不同，他倒霉就倒霉在他面对的是一帮无统属无归依的新军下层官兵。国仇云云，多一半只算借口。从最后士兵的大呼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立志要返回武汉参加起义，但当此乱世，如何能稳固新军们起义的决心？如何能保证本标千余人的团结？如何能取得武昌方面的信任？领头的同盟会、共进会成员，必然要借端方这个钦差大臣的人头，当一颗定心丹，也做一张投名状。要说这，也是江湖政治的规则。

是以这位被《申报》称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被士兵们用指挥刀砍下了头颅。他的尸体装进木棺，棺盖上用粉笔写上“端儿之尸”（四川人蔑称某人即为“某儿”），可能是就地埋葬了。端方兄弟的首级，则被装进两个盛煤油的铁皮桶里，还浸上煤油以防腐烂。

新军次晨即开拔回武昌，沿途每经一地，都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示众。那些绅商民众，看见半个多月前还路过这里并向他们宣讲清廷德音的两位端大人，而今身首异处，浸透煤油的头颅在空中摇晃，不知会做何感想？

〔人物：〕

【端方说相声】

湖北老革命党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述1905年端方、戴鸿慈等辈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他亲见的一幕：端、戴一齐上台，并立演讲席中，戴左端右。端谓戴曰：“请老前辈发言。”戴曰：“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于是端方发一言，翻译完，向戴鸿慈曰：“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端又发一言，又向戴曰：“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约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答数百次。

这简直像是在说相声嘛，搞得西人大惑不解，在场留学生也面上无光。

这则轶闻常被引来说明满清官员之昏庸可笑。我看见却是三类言论形式的冲突与并存。很显然，端方有能力独自演讲，而且他未必不知道西方式演讲是个体化的，但是他必须处处表现对戴鸿慈这个“老前辈”的敬重。这里的关键是，满官重身份（是“奴才”还是“臣”），汉官才重科辈。满官大可不必对汉官讲这一套科辈规矩。端方是满官，与汉官相处，能遵从汉官的礼仪，这当然能迅速赢得汉族同事与上司的好感，故而《申报》在众多满洲权贵中，独独推许端方为“能吏”。

满清开国的老祖宗们，最近的殷鉴便是元明两朝。元朝式的排斥汉文化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明朝的文恬武嬉也让人心生警惕。有清一朝，皇帝或许会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好感，八旗体制却有形无形地将满汉置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与职业场域。纳兰性德与曹雪芹当然是满族文人的骄傲，但总的来说满族的文化素质偏低，人人皆兵的八旗也没有贡献出太多的政治干才。

像端方那样，在文化、政治两方面都能跻身于全国一流的满人，清代几乎找不出第二个。据说端方少时也是纨袴一名，当京官时，因为不懂碑帖，受到了汉族同事王懿荣的文化羞辱，才发愿苦研金石。三年之后，端方已经俨然金石名家。

端方后来外放地方，有贪墨之名。考虑到他的收藏嗜好，巨大的金钱需要也很正常。当时有副嵌名对联说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但即使辛亥时期的丑化描写，也承认端方“贪而狡”，比如他在武汉的时候，虽然不拒绝贿赂，但是“卖差不卖缺”，这就巧妙地利用了晚清差缺分离的官制，规避朝廷的监管。又有说他“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晚清较懂洋务较有弹性的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往往都会膺此恶名。而且端方在南京，率先改变督抚到任先拜各国领事的成规，逼得各国领事率先来拜，在当时中国官场，已算得上深谙国际政治规则。

辛亥年端方在资州被杀，被许多人视为汉人向满人报“国仇”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因为辛亥革命中身死的满族大员极少）。因此时评对端方不太客气，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笔记，对端方诋毁之语甚多，对于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的种种功业，不大好一笔抹杀，却可以做诛心之论：“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辅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奴才小传》）这也未免太罗织罪名，以此概之，则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出来“清官有害论”。

革命党人恨端方，其实也与他的能干有关。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招降革命党人甚伙，其中包括学问大家刘师培，这成为后来革命本位的论者心中永远的痛，如刘的弟子黄侃解读刘师培《与端方书》一面将端方称为“狡黠之虏酋”，一面又开脱老师“不谙世务，好交佞人”。端方这个骂名背得实在冤枉，他是革党口中之奸佞，当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为其主，何可厚非？关键是端方能让刘师培这样的大名士归心输诚，数年后还跟着他一路入川，并代端方潜入成都打探，可谓死心塌地追随，你当是个个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吗？

反而是他效忠的满洲朝廷给了他当头一棒。1908年两宫葬礼，端方因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劾“大不敬”去职。以端方之世故圆滑，还曾因光绪大婚办事得力受赏识提拔，为何会犯此低级错误？有论者认为是“主少国疑”，不得不去权臣以立威，罢斥端方与袁世凯的理由都是借口。而这个借口之所以会出现，也是据说端方考察欧美，十分羡慕欧美立宪的“君臣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记者皆可随时照相，一见大老板换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这样说来，端方又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只螃蟹的事例很多，后人亟亟于满汉之分、革命保守之别，就未必了解关注这些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是他在湖北创办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苏，均是首创电话、无线电、图书馆、运动会。

他在南京、苏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种树，并用军功与刑罚诱使官员、军队普遍种树。

他把电影放映机带进了中国，也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牲畜屠宰与肉类检验的制度，希望中国仿效。

他创设了市民公园和现代监狱，又在中国官员中头一个实行了公费女子留学。

江苏的第一次公开民意代表选举是他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也是他筹划的……

应当记住，这个曾经的浪荡旗人，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万众唾骂的狡诈的“满洲狗”，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

【死水微澜】

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绥定府东乡县人，东乡就是今天的宣汉县。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沿途打听情况，发现下东各县，只有万县有巡防军一标——这就意味着在东乡独立基本不会有官方干涉。但是各县的帮会很发达，除了江湖会（就是袍哥）之外，有个叫孝义会的组织也搞得热闹，尤其保路风潮起后，各县舵把子来往频繁。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