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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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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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冬寒】

进入十一月后,时势变得日益紧急。朝廷任命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上海邮来的《民立报》仍在天天报道民军胜利的消息。11月3日,清华有同学接到了城中家里的信,说政府已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的打算,且已预备八百部车辆以供运载。

就在这一天,清华学堂向度支部领取当月款项,竟没有领到。

清华园外的铁路,火车隆隆驶过,彻夜不绝。晨光中走过去看,“犹见一长列车满载兵士及炮械等物由北而南,云系他处调来之兵以守卫京师者”。

11月5日,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这一来,吴宓往上海依附生父的念头似乎也可以断绝了。尤其亲人身居沪上,虽说租界或不致有难,但音信断绝,不免惶急担心。

当晚,清华学堂当局在高等科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管理员一个不缺,但学生却只剩下可怜的一百一二十人。大会的主旨,便是告知学生:因为同学已多数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教课殊难进行,故决定停课一月,到期再议。

功课停止后,“诸生中有愿回家及他往逃避者,即可自由他往”。逃避变成合法,如果不愿或不能离校者,也可留校,饮食如常。诸管理员并美国教员及眷属都不走。范监督并说,其实留校也不见得如何危险,因为:(一)本校巡警原为十八名满人,已经换成二十名汉人,如有必要可以再招;(二)美国公使答应事情紧急之时,由使馆派兵若干保护。

然而人心并不因此而稳,当晚便有学生在食堂召聚商议,希望校方能将手里所有资金分给学生做路费。吴宓听了此议,“大愤而出”。他在日记里质问:像我这样无地可去的,分到手一二十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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