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
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
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
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 12 年的刘伯承相似，
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
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
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
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13…10＇例如，为了使华国锋下台更加顺利，邓小平分几个阶段施加压力，在继续推进之
前让其他人作出调整。1980 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
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 年代末、1950 年
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
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
居高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
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
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
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
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
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
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
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
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员加工
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
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3…11＇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作出一点不屑
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
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枣「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枣就
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
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
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
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
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
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
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
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作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
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
「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
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研究和营造「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
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
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
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
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
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
部也不易搞清楚，什么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作出改变，例如 1978 年底
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
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
忍。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作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于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
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
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
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
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
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
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
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
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
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
「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 Dr。 Samuel Rosen 的诊断。这是 2010 年 11 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
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 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对于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于晚近发展的情况，
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于「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 3 章的注 38。枣中文版编者注〕，即「垂
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 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枣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
年潮》，2007 年第 5 期，页 42…47。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 Leonard Woodcock 的观察，见 LWMOT。
＇13…11＇SWDXP…3； p。 97。
第 14 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7 年 11 月 11 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
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
题，因此在 20 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
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
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14…1＇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
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
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
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
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
国投资仍不被允许。＇14…2＇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
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
从 1978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6 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
＇14…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