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这样的宰执世家，而明朝便再无一对父子两代为相的例子。
当然，宋朝那些宰执世家也并非全靠父辈余荫挺进高层，他们也只是生在宰执之家，仍要考中进士才能获得认同。宋朝读书人虽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明朝随着公共教育的发达，这种优势也不明显了。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进士的只有杨廷和之子杨慎、张居正之子张懋修极少特例，高中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宋朝尚有吕公著、范纯仁这种兼具世家和进士身份的中间阶层，明朝的杨慎、张懋修显然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何况他们也只是中了状元，远没当到宰相。在科举人才的主导下，明朝官场渐渐形成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
纵观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学士的履历，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进士出身，占总数的98％（另六名也有举人等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更多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整个明朝共产生了八十八名状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阁为相，比例高达五分之一。除了成绩最优异的一甲进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进士登科后还可以进行选馆考试，考出兼具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称为庶吉士，可在各部门实习三年后任实职。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为庶吉士出身，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
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层次明显的结构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考试成绩决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门第或者其他，这激励了无数人捧起书本，形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全社会考取功名的机会也相对公平，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in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进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从无人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的A类进士占总数的47。5％。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在漫长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从峰值降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稳定在均值。也就是说，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始终能占到一半左右，社会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这表明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反马太效应机制，这或许归功于明朝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条件和学习氛围也并不比富贵家庭差太多，纯平民和富贵家庭的孩子成绩旗鼓相当。
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对应数据是53％，这和产生了大量宰执父子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这或许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态有关——同等条件下，明朝人更愿意提拔贫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进士的虽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提拔起来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进士数量更少，但走到后来并不输给寒士。那宋明两种用人倾向哪个更好呢？尽管优先照顾寒士看起来似乎更公平，但出身宰执之家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教育经历，非常有助于人格塑造。宰执之子只要不是靠父辈的关系上进，而确是通过公平考试获取功名的仍是栋梁之才，确应重用而不应逆向歧视。事实上，宋朝的官宦世家和寒门子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宋朝公认最优秀的几位宰相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便都是宰执之子继续为相的杰出代表。
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带给了社会良好的活力，除了有志于官场的文士，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择业。尤其是大航海运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无数人怀揣着梦想踏上了下西洋的海船，也有无数人被世界各地的科技成果所震惊，投入到科学的海洋。
当然，这样活力十足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又缺乏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更需要构建完善的政府组织结构来提供公共管理服务。
二、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权力关系理顺
除了宰相，明朝的军制和地方政府设置也同样重要。
明朝觉得宋朝的募兵制太费钱，采用了类似于隋唐府兵制的卫所制度，但卫所制也必须建立在军户制的基础上，明太祖的户籍制很快就消散了，卫所的征兵职能后来也被募兵制所取代，仅仅作为军队的一种组织结构。
明军的指挥体系大体仿宋制，京师三大营相当于宋军三衙司，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直辖。地方上设约二十个都指挥使司，每司下辖数十个营卫或直属千户所，每卫下辖数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数个百户所，全国共有近四百个营卫。平时各卫所在都司带领下训练、屯田，遇战事由兵部下令集结，但军事上由五军都督府指挥。这样便将军权分割，避免了拥兵自重的局面出现。整个明朝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军官拥兵自立的情况，说明军队公有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成功实践。
顺便说一下，有一个驻京的卫所可谓名震天下——锦衣卫。这本是御前十七禁卫之一，和比较有名的羽林卫性质一样，但明太宗为其赋予了特务部队的职能，据说还参与到了一些政治斗争中，后来就越传越神，甚至成了明代特务政治的代名词。再加上武侠小说、国统区白色恐怖文学、武打片的不断渲染，很多现代人便将中统、军统、中情局、克格勃、军情n处的印象统统加到锦衣卫身上，简直成了恐怖深渊。其实锦衣卫也就是个普通的亲军卫，偶尔会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但比起真正的特务部队中情局、克格勃乃至五军营、神机营里的侦察兵都还要差得远呢。
在地方管理体系上，可能很多人对明朝巡抚印象较深，认为是各省省长，但事实上仅是临时差遣，并非常设职务。明朝更没有省这个说法，只是前面的元朝和后面的清朝都有，很多人便想当然的认为明朝也有。明朝仿宋朝在各地设四司的制度，在各地设三司：
1。都指挥使司：即前文所说的地方军区。
2。承宣布政使司：相当于宋朝的都转运使司，主管一方的财政经济。因为经济工作比较重要，所以设左右两位布政使共同主持工作。
3。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宋朝的提点刑狱司，主管地方司法。
这三司互不隶属，各自负责当地的相关工作，有时遇到重要情况，比如治理河道或打仗，朝廷会派出一名要员（一般本官是副都御史或侍郎）巡抚该地区，协调三司工作。但也只是协调而并无直接管辖权，因为这三司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三个部门，为此中央部门的机构设置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尚书六部，每部四司，唐宋有时会微调二十四司的具体设置，但这个框架从未改变。明朝为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直辖关系，非常有创意地打破了这种框架，不妨以户部为例来说明这种公共管理创新。
明朝户部内设十三司，分别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清吏司。这就是一些省份的名称，明朝虽没有省的说法，但这种区划显然是后来各省的框架。
这十三司显然各自对口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布政司就直接对口户部浙江司，而巡抚可管不了户部的内设司所。
同理，刑部也设了这样的十三司，对口各按察司。都察院也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派各地监察地方官员。但兵部的情况比较复杂，并未分十三司直接对口各都司。
有些人据此说明朝的疆域很小，只有区区十三省而已，什么东三省、新疆、西藏都不在辖内。这真是相当无知也很无理的一种说法。户部只管十三省，中央各部门都不用钱了？您看户部十三司也没有北京、南京啊，难道也不在疆域内？更可怕的是这十三司没有五军都督府啊！是明军全体叛逃了还是都不领工资了？郑公公那么大的舰队经费从何而来？最愉快的是刑部也只管这十三省，所以中央百官可以随便犯罪玩儿——反正没人管。搞半天“刑不上士大夫”是这样实现的！
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事实上，十三司（道）也只是一种机构设置方式而已，内设十三个司已经够多，不能再增加了。所以十三司托名某处，并非真的只管这一地之事，还要兼管很多业务。比如中央机关的经费就由户部陕西司管，两京及其附近地区的税费由福建司管，各营卫分到各司管等。十三司（道）没有出现的地名其实仍有明确的司（道）在管，并非不在辖内。
这样设置，明朝中央部门对地方的直辖能力更强，藩镇独立的可能性比前代更小。当然，这种进步体现在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仍在于社会进步，尽管明朝倒退性地恢复了世袭爵位乃至世袭职务，但社会已尽力将这种影响降至最低，尽管不得不承认比宋朝略有退步，但总体而言一个平行化公民社会还算成功。明朝的中央集权体系也趋于成熟，地方独立的趋势基本被消灭，务实的地方政府设置方式奠定了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框架，使中华民族历代扩展出的生存空间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汉区、羁縻区、军事占领区、藩属国的简单拼凑，统一的中国概念彻底深入人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当然，一个伟大的王朝，最重要的遗产不是金银，也不是疆域，甚至不是优秀的组织结构，乃是万世相承的文明血脉。汉唐宋都为后人留下了伟大的文明遗产，明朝的问题就稍有点复杂。
三、中华文明的高阶传承
说到文化，明太宗或许有点不好意思。明帝文化都很高，明太宗的子孙们每人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诗词书画均有作品传世，水平较高。更恐怖的是有些人还是非常优秀的土木工程师或机械设计师，完全达到工学博士的学术水平。但这些人都是在翰林学士的包围中长大的皇子，学习条件比祖上好多了，真正让朱老四脸上挂不住的是：他那讨饭出身的老爸文化素养也比他高得多（有传世作品可证）。总之，朱老四就是板上钉钉的明朝最没文化皇帝。
不过所幸当中华帝国推进至宋明这样的高级阶段，皇帝个人的文化素养对全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大。
明朝作为汉唐宋之后又一个主要王朝，并且是全球化的中心，其文化塑型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明朝到底是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的文明帝国，还是一个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黑暗王朝？这个问题争议极大，而且不同的答案往往还非常极端。
一个国家的文化塑型主要还是取决于官场风气。明朝作为科举制度全面成熟的时代，再加上合理的官制，社会思想也进步到了一个高峰，提升了整个官场风气。大量出身平民的寒士通过自身努力考取进士，官员晋升有明确的考试成绩为据，而不靠当权者随意评价，所以投机钻营、溜须拍马在主流官场上就很难有市场，形成了一种正直敢言的共同审美观。汉有张释之，唐有魏征，宋有寇准、包拯，而明朝更有海瑞、夏言、范景文、杨涟、左光斗等数不清的诤臣。而且前代的诤臣往往本身也要有一定地位才有底气向大佬叫板，而到明朝，七八品的小官乃至平民百姓公开叫骂皇帝、宰相却司空见惯。
明朝言官（御史、翰林学士、太学生）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每天没有太多事干，但所有往来公文都要抄送给他们看，他们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漏。挑到了把皇帝、宰相一顿痛骂，大出风头之余，对仕途也非常有帮助，许多名臣都出身言官。当然，开骂也并非言官的专利，既然有利于升官，谁都会来抢着骂。比如著名的海瑞，只考取举人而没中进士，被分配到县府工作。按理说这种学历混个知州、知县这辈子就打发了，但海瑞从基层骂起，骂得总督、巡抚狗血淋头，博得一身骂名，因此从县府小官提拔为户部主事（正六品）。进了中枢机关他自然要提高开骂的层次，以骂皇帝为主，尤以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被誉为骂坛经典，据说气得明世宗把奏本扔在地上猛踩。但海处长从此官运亨通，最后当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让无数进士、庶吉士艳羡不已。那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家也就纷纷拿起笔，向皇帝、宰相、尚书、将军们开炮吧！
无端辱骂他人肯定是不好的，但身居高位者接受更多公共监督也不是坏事。像明太宗这样没文化的武夫，尚有无数忠臣义士秉笔直谏，整个明朝的风气可想而知。尽管到明末很多坏风气也开始露头，但由于当权者始终处于舆论监督之下，不敢突破底线，没有放纵胡为，全民族道德体系就没有崩溃。
其次，明朝比较忠实地传承了唐宋文明，使得中华文明连续传承。明太宗的一大功绩便是主持编撰了著名的《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约三亿七千万字，保存了八千余种古书，是“宋四大书”的好几倍，可谓古今图书大集成。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清代逐渐散佚，到今天只留下其中的三百卷左右。
而除了这部总结性的大典，明太宗的朝代有没有产生唐诗宋词这样伟大的成就呢？应该说明小说勉可比肩。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中国这条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小说的文化主线，形式越来越通俗，从门阀贵族才玩得起的高级文言文转变到市井之徒皆可诵读的通俗白话文。但千万不要认为思想性便在下降，恰恰相反，有些小说是在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将深刻的社会原理阐释给尽可能多的人听。尽管现代各路导演都把四大名著拍成了少儿暑期档，实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哲学原理远未被充分发掘。
除了社会科学，明朝的自然科学成就也非常巨大。得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根据成书于明代的科学著作，因为这种书很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后人总觉得明朝是一个思想禁锢的黑暗王朝。然而，明朝强大的军队从何而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真能支撑复杂的火器部队——以及那支强大的海军？明朝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贸易中始终处于引领地位，让“中国创造”畅销全球，这难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