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黄初七年（226），魏文帝驾崩，又有许多人催孙权当皇帝。魏明帝太和三年（229），经过多次推辞，四十七岁的孙权终于登上帝位，国号吴，定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庙号太祖，谥号大皇帝。话说西方有许多凯撒大帝、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之类，听起来非常拉风，于是国人不甘落后，“册封”了汉武大帝、洪武大帝、李毅大帝等，以示我天朝上国不输西洋蛮夷。这些国人显然没有领会西方“大帝”称号的本质，而是执著于其“伟大（The Great）”的字面意义，但这些大帝称呼在正史中都是找不到依据的，只能算后人送的诨名，要说名副其实的大帝还真的只有孙权一位。诸位不管再伟大，文帝、武帝的谥号总改不了吧，就只有吴大帝是唯一一位板上钉钉、绝无争议的大帝啊！
当然，这只是一个名称上的巧合，唯一大帝本身还是很有功绩的。东吴除了开发江南，对交州（岭南）、南洋的拓殖都颇有成效，尤其是率先派人占领当时还是荒岛的夷洲（今台湾省），最早确定了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东吴舰队还对南洋进行了早期探索，促进了东南亚海上交流，但他也做了一件糊涂事——接受公孙渊的投降。
公孙氏在汉末担任辽东太守，曹丕篡汉后归附曹魏，但保持事实独立。吴大帝即位后公孙渊打起了歪主意，偷偷向吴大帝称臣，邀吴大帝夹攻曹魏。说实话这种策略毫无建设性可言，不过吴大帝立功心切，力排众议，册封公孙渊为燕王，而且派使者带着大量珍宝不远万里去辽东册封。
但公孙渊这种人本质上就是一土匪头子，别说行为逻辑，要死要活都不一定有什么理由。他见有这么多珍宝，居然又另起歹意，杀了使者，抢夺珍宝，重新投降曹魏。孙权勃然大怒，准备起兵跨海征伐辽东。这当然更不现实，在百官的一致反对中被否决。吴大帝遇到公孙渊这种人，也只好认栽吃瘪。公孙渊这位轻度精神病患者后来又在魏吴之间反复叛降，把别人当傻子糊弄，到后来纠结北方鲜卑部族袭扰魏境。曹魏实在受不了这个疯子，派太尉司马懿率军去把他灭了。虽然这一次大家都被疯子耍了，沦为笑柄，但孙权派船从江南航海至辽东，是最早的北中国海航道开拓者，也还不无现实意义。
以公孙渊事件为标志，步入老年的孙权略显昏聩，尤其是太子孙登夭折后，孙权的子女表现都很不好，不但儿子们抢位置，连女儿们都以淫乱著称。
太元二年（252），吴大帝驾崩，享年七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不同于魏蜀两国每天都跳着喊着要统一天下，东吴的组织目标导向更倾向于安守江南。孙权执掌江南后，在魏蜀之争中始终保持相对中立。诸葛亮北伐和曹魏攻蜀每次都力邀东吴加盟，东吴分别只响应了一次，而且都是出工不出力。或许这看起来很没志气，但大陆均势其实是很现实的选择。
曹魏灭蜀汉后，晋王司马昭病薨，其子司马炎袭爵，很快篡魏建立晋朝，即为晋世祖武皇帝。晋武帝咸宁六年（280），晋军大举讨伐，孙权之孙孙皓出降。至此三国归晋，中国暂时回到一个统一王朝的状态，但很难说乱世就此终结，很多人认为晋朝比汉朝不但没什么进步，甚至还有退步。
被当了坏太宗的好丞相——晋太宗司马昱
晋太宗简文皇帝司马昱，生于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崩于咸安二年（372），于咸安元年（371）至咸安二年（372）在位——在位只有两年（其实是跨年，累计不足十二个月）——是晋朝第十三任皇帝。第十三任为什么还能叫太宗？其实原因很简单，必须要建功立德的人才能有庙号，太宗这个顶级庙号岂能轻易授人？晋武帝身后的几位继任者都是轻度智障，根本没有庙号，直到第十四任皇帝上台，觉得再不把太宗庙号派送出去恐怕就没机会了，于是硬塞给了老爹。这种行为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向后人证明：他能选出比弱智青年太甲更可笑的太宗。
须知，本书中多位主角从小受汉文帝、吴大帝熏陶，立定志向，不畏艰辛甚至冒着全家死绝的风险才登上帝位，再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建立不朽功勋，光耀青史，最终才能获得一个太宗庙号。但他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庙号是司马昱用过的。这种感觉就好比您在海明威、萧伯纳等前辈的激励下，闭门谢客，杜绝一切娱乐，增删五次、批阅十载，终于完成一部旷世奇书并借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当您站在奖台上接受上届得主为您颁奖时，您纯洁地四十五度俯视对方，却发现他是——郭敬明。是的，李二哥、赵三哥和朱四哥翻到《晋书》第九卷时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或许已经有正义感爆发的读者忍不住要扇作者几个耳光了——就因为这个老糊涂的儿子不负责任地给他上了个太宗庙号，你就要以他为主角立一篇传记？你以为中国人民还停留在撕书擦鼻涕或者包烧饼的年代？原谅我在遣词造句方面把鼻涕和烧饼这么不协调的两件东西相提并论，不过我想作者不一定介意，就像他并不介意将司马昱这种货色和伟大的汉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一样。不过，尽管司马昱侮辱了太宗称号，但如果把他从本书剔出去就又会侮辱历史。不管他本人多么令人作呕，他儿子给他上这个庙号多么不合适，总归他已经获得这个庙号，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是中华帝国历届太宗之一这个事实。任何人无论史学造诣多高，也不能将自身好恶凌驾于史实之上，这是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
晋武帝觉得汉朝灭亡的教训是权臣太强，朝廷又缺乏藩镇拱卫，王莽、曹丕才会篡汉。他的解决方案是恢复分封，以同姓藩王拱卫政权，而不是通过先进的组织结构来构筑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这当然是历史的倒退，而且藩王只要有了私兵，自然就会斗，这和同姓异姓并无必然联系。晋武帝驾崩不久，八位司马氏的藩王和中央政权便展开竞技，史称八王之乱。有些贵族为加强军力，从草原招募游牧部族来助战，于是大量部族军队进驻中原。当时进入中原的胡族主要是刘氏匈奴、慕容氏鲜卑、石氏羯、苻氏氐、姚氏羌，泛称五胡。也有一说认为姚氏羌族只是苻氏氐族的分支，不在五胡之列，第五胡是拓跋氏鲜卑。
这些部族首领大多头顶晋朝职衔，但绝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的部族都是世袭财产，有利益时他可以听听你的，一旦有机会就会利用私有部族军队作乱。果然，氐族的李雄、匈奴的刘渊相继割据称帝。由于长期割据混战，晋朝中央政权已经非常虚弱，无力镇抚进入中原这些多如牛毛的部族，只能眼看他们在中原大地上任意驰骋。永嘉五年（311），刘渊的匈奴军攻入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史称永嘉之乱。晋武帝之孙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史称晋愍帝。但不久匈奴军又攻破长安，残杀了晋愍帝。
永嘉之乱造成晋王朝突然崩溃，这应该是中国进入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次中央政权被外族所灭。不过此时分封建国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中国并未因为一个中央政权的倒塌而全盘崩溃。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司马睿在当地士族王导、王敦的辅佐下，南下建邺（今南京），主持稳定了江南的局势。晋愍帝被弑后司马睿即晋王位，后即皇帝位，即为晋元帝。晋元帝只占有江南，中原已经完全留给五胡乱搞，所以永嘉之乱前的五十年史称西晋，后一百零五年史称东晋。按说晋元帝复辟晋室，保得半壁河山，有资格获得庙号，但由于是典型的中兴之君，所以获得中宗庙号，太宗依然空缺。之后又有几位晋帝获得庙号，诸如肃宗、显宗，但都还不够格当太宗，直到司马昱才终于捞到太宗庙号。
晋太宗司马昱是晋元帝少子，从小见识不凡，著名学者郭璞一见他，便断定“兴晋祚者，必此人也”。但郭先生之意是他适合作为一名良相而非皇帝。晋穆帝永和元年（345），二十五岁的司马昱官至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此时执掌朝政的人是大司马桓温。桓温这人非常复杂，他既是一个擅权用事的野心家，但又有青史留名的高尚情怀。从心理学角度讲，他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五层次自我实现需要的需求者，而且还是相当偏执的那一类。这是位非常有趣的文化人，有许多成语和典故，比如“我见犹怜”“神州陆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等都是他在某些场景下灵感偶至说出来的。
文化人虽多次大举北伐都没能收复中原，但分别重创了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姚襄和慕容鲜卑的前燕，攻灭了氐族的成汉，在关键时刻斩断了这几个游牧部族走向文明帝国的道路，避免了他们将传统汉区建设成稳固的非汉族国家，为未来汉民族重掌中原留下了重要的空间，也算是他对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桓温的威望和实力，取代极度衰弱的司马晋室似乎不难，但到底是在史书上留下王莽、曹丕那样的篡臣名声，还是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千古名相，桓温本人却犹豫不决。但不管要当王莽还是诸葛亮，把权力抓够都是基本前提，不然两头都免谈。
司马昱虽非皇帝，但作为宗室中最有头脑的一人，始终顽强地为司马氏积聚力量，等待“兴晋祚”的机会。司马昱礼贤下士，笼络了谢安、谢尚、王坦之、王彪之、周抚等大批名士。其中，王谢两家的势力非常大，“王谢”在后世甚至成为豪门巨族的代称，刘禹锡就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来形容汉晋门阀贵族在唐代逐渐式微的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司马昱扶植另一位大将殷浩来牵制桓温，通过不断分化稀释各家望族的权势，渐渐提高宗室权威，渐有让司马氏从东晋诸豪族中脱颖而出的趋势（皇族还要脱颖而出？悲剧呀）。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而言，司马昱不愧为一代良相。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摆在了他面前——桓温废黜了晋废帝司马奕，要让他当皇帝。
这实在是非常厉害的一招。第一，废立君主能进一步提高权臣的声威，王莽、董卓都行过废立之事；第二，司马昱集团最反对桓温行废立之事，那就拥立你司马昱本人，造成司马昱集团中很多人转而支持桓温的动议；第三，桓温打着拥立司马昱的旗号，打击其他司马氏亲王，其实是在削弱宗室的总实力。最后这招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好处，将司马昱从丞相提到皇帝位上，表面上是对他好，然而俗话说“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皇帝的位置虽好，但掌政的深入程度其实不如丞相。和平年代皇帝好做，但在争权时代，就了虚位的皇帝反而不便于捞实权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桓温没有放弃当诸葛亮的想法，不然他也可以立一个三岁以下的小皇帝捏在手中，而不是宗室中相对强势的司马昱。
司马昱本人极不愿意废掉现任皇帝自己来当，但桓温要你当你就得当，即为晋太宗简文皇帝。桓温来请司马昱即位，司马昱既不想当，又知道推不掉，只好对他痛哭流涕，弄得桓温自己都很不好意思。
即位后双方很快就进行了一次交锋。桓温逼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太宰、武陵王司马晞谋反，想把这几个宗室核心一网打尽。桓温将他们收监下狱，来找晋太宗商议定罪，要诛杀武陵王。晋太宗又只好痛哭流涕，桓温固执再三，最后晋太宗下了一道手诏：“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字面意思是说：“如果晋朝的国祚还很长，先生就应该奉行之前的诏令。如果大势去矣，就请让贤吧。”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你桓温认为晋朝还不至于就此灭亡，就要听我的。如果晋朝亡了，我就不当皇帝（但你也当不成辅臣了）。话说得这么严重，桓温也有点心软，最终没有杀武陵王，只是废黜了他的官爵。
年过五旬的晋太宗当上皇帝后长期以泪洗面，自然就活不长了，他集权于司马氏的革命理想基本上失败了，现在他的纲领性目标就是能让自己的儿子司马曜顺利继位。为此，晋太宗所用妙计也堪与桓温一时瑜亮。
当时桓温在姑孰（今安徽当涂）领军，晋太宗宣布册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一日四诏宣桓温入朝辅政。桓温为表谦虚，暂未接受。也有人认为他不想辅政，他就等着晋太宗驾崩便篡位。于是晋太宗写下遗诏，要求大司马桓温以周公辅成王的旧例辅政，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决定，若太子不贤，大司马可以自行取代。
晋太宗的心胸突然开阔，愿意让位给桓温了？非也，这其实是他故意把桓温推上风口浪尖。桓温有篡位的形迹，大家对他心里有气，但人家从来没说过要篡，你们又凭什么发作？有气也只能窝在肚子里。那好，现在大家可以释放愤怒了。果然，负责颁诏的郎中王坦之见后怒不可遏，当着晋太宗的面就把诏书撕得粉碎。晋太宗笑嘻嘻地说：“这天下本来就是取来之物，何必太在意？”说实话这倒是很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封建士大夫肯定达不到这层境界。王坦之怒道：“取也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取来的，您又凭什么授予他人？”好了，激怒王谢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晋太宗修改诏书，要求桓温以诸葛亮、王导的形式辅佐新君，并要求新君敬重大司马，国家大事要禀报（而非取决于）大司马。
明朝大儒王夫之痛斥晋太宗昏聩卖国，其实也没有顾及别人的苦衷。晋太宗人之将死，只有对桓温这样谦卑，才能争取到他同意自己的儿子继位，也只有这样过度捧高桓温，才能激起王谢等族对桓温的敌意，保持他们之间的制衡而不是合流来压制宗室。当然，从道义和人格的角度讲，晋太宗这种做法虽然现实，但确也和刘禅的乐不思蜀异曲同工，有失气节。关键是刘禅并未获得后世好评，司马昱却领受了一个太宗庙号，不得不说是对这个庙号的一种侮辱。
桓温依诏入朝辅政，但朝政已被王谢把持。桓温带兵入朝，请谢安、王坦之到官邸会见。两人知道厅内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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