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的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后来的纵横家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河西之地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有一个说法是：此后七年，有一位自称公子卬的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但此说不大可信。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由于此役而达于巅峰。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该地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由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2）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让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又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而他丝毫不存怜悯。
当然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牺牲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实施新法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蓄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您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好多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也就是死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但是赵良所说的，后来全都应验了。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估计，这篇慷慨陈词，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
就在俘获公子卬的战后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国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3）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比秦孝公年纪大，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当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这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
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然而妇女儿童都说商君之法，没人说是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了，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他是先王之臣，谋反的形迹未彰显，所以暂且容忍他。”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有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过，僭用王者仪仗，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商鞅仪仗违规的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3000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砍脑袋，然后提他的头来见。
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全在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去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4）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发动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得粉碎。
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下令发大军进攻商鞅，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生擒了商鞅。
20年的旧仇，今日终于可得报。秦惠文公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随后，又杀掉商鞅全家。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遭灭顶之灾。据说“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
第十二章政治家的悲剧（1）
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时，曾经伟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极具孤独的。
没有人怜悯，没有人惋惜，没有人为他作《黄鸟》歌。
他所缔造的事业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陨灭，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的了。
不过，作为肉体的商鞅虽然悲惨地毁灭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