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栽培的，荫昌是调动不得的，只有袁世凯才能够率领这支清廷最强大的军队去平定叛乱，而且，清廷应该把所有的军权都统一交给袁世凯。在他心目中，袁世凯虽然翻脸不认人，虽然有野心，但对于朝廷的忠诚还是可以信赖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不会站错队的，让这样的人去最前线是最保险的。
在写下这些“节略”的第二天，盛宣怀就电告袁世凯说：“中外望公如岁，拨饷募兵无不照准的。”这就在暗示他，包括兵权在内的他提的所有价码朝廷都能够满足，你老人家还是赶紧出山吧。
但袁世凯还是觉得不得劲儿，20日，他又给内阁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把他昔日麾下那些猛将，像什么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啊，都招来配合作战。一望而知，袁世凯要把心腹调到自己身边，指挥起来更得心应手。而盛宣怀也对他再次力挺，主张将湘、豫、鄂诸军统归袁世凯节制。他在九月初二日（1911年10月23日）直接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袁世凯公忠素著，韬略久娴，北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手中督练，不特威声足以慑匪胆，抑且恩谊足以结兵心。臣愚全局安危总系于南行之新军能否实心效力，而此时能得民心，尤在不吝重赏。”
武昌这头，革命党人进展顺利，10月11日，整个武昌都被起义新军占领了，他们打出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旗号，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式下定决心要和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了！
军政府建立了，不能没有主事的人啊！这时候，同盟会的大佬，像孙文、黄兴等人都不在国内，武汉地区的革命党头头们也都不在武昌，领导起义的这些新军军官级别都很低，没有那个有足够的胆略和威望敢去出头。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个叫黎元洪的人出来当这个军政府的都督。
什么事情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不少地方都跟着乱起来了。
10月22日，湖南独立。
10月23日，陕西独立。
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
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
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朝廷满足他条件的答复的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村悠闲地钓鱼呢。
北京这头的载沣最终可是在抓狂了！大清江山，难道就要断送在我手上了吗？无奈的载沣最终只好向袁世凯投降了，什么人事安排都依了他。1911年10月27日，朝廷连发了4道上谕，调荫昌“回京供职”，而转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军务及赴援各军都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实际上，根据江庸所撰的《趋庭日记》记载，尽管庆亲王奕劻、那桐和徐世昌都支持重新起用袁世凯，但摄政王载沣是打心眼里不乐意的。于是，林炳章就和盛宣怀一同吓唬他，说现在的时局，“非袁不足以救国”。他们又找到载泽来当说客，总算是把摄政王说服了。而且，根据江庸的记载，盛宣怀说过这么一句话：“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值得令人玩味，这盛宣怀，或许真是的一个大公无私的楷模啊。
于是，又一次，在盛宣怀的帮助下，袁世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要革命还是要朝廷？
或许，命运注定了盛宣怀和袁世凯不能同时待在权力的顶峰。就如同当年袁世凯继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平步青云之时，正是盛宣怀走下坡路，丢掉轮、电二局的时候；而袁世凯乘着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时候，也正是盛宣怀成为革命对象之日。两个人似乎是完成了一场权力的交接，从此之后，盛宣怀淡出了舞台，而袁世凯站到了聚光灯的最中间。
在盛宣怀的心目中，袁世凯虽然有野心，但至多只是在朝廷内部争把交椅，对于朝廷本身他应该还是忠心的。所以他也是一心一意打算跟他同甘共苦，携手扶稳这将倾的大厦。但是，袁世凯这个时候处于清廷和革命军的博弈中间最有利、最能够一锤定音的位子。在这个位子上，他可以同双方叫价，比较双方的筹码。朝廷方面就不用说了，清廷的气数整个就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了；而在革命军这方面，这支草草组建起来，组织纪律都谈不上出色，军事素养更是平平的军队，面对袁世凯训练几年的精锐新军，加上他同时节制的各省为数众多的清军兵勇，恐惧心理是难免的。
此前的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30日，昆明新军起义，云南独立，蔡锷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而清廷内部也动荡不已，10月27日，第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伍祥桢、潘矩楹电奏清廷，提出要赶紧开国会，马上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职务，释放政治犯等12条要求。接着，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说绝不会南下作战。同时，山西也闹了独立，阎锡山当上了都督。
北方新军靠不住了！滦州、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就在这些不可靠新军的枪口下。隆裕太后和载沣吓得魂都要丢了，他们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命承德。为了稳定局势，载沣连忙用自己儿子的名义下了四道上谕：第一，实行宪政。第二，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承诺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日后永远不再出任内阁大臣。第四，大赦政治犯，当年“戊戌变法”和此次参加革命的政治犯都在赦免之列。而且载沣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袁世凯，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要么革命党让朝廷完蛋，然后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党的国家，要么是袁世凯依照自己的承诺替朝廷稳定了局面，然后中国就渐进地朝不少人所希望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走。无论哪种结局，对袁世凯来说都不是太好，因为在这两种图景中，他的位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稳固。所以，他知道，他该行动了。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3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共和就在眼前，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这帮人的革命热情都杠杠的。他们觉得奋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绝好的机会彻底推翻清廷压迫翻身做主人了，怎么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班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都表示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手里的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就是这帮书生，把袁世凯的算盘给砸了。人家都想跟你们谈判了，你们还那么不识抬举地闹腾，不是找打嘛。
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推举袁世凯为总理。第二天，清廷又对他“依法”进行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接到任命上谕的时候，他还想谦虚一下，发了封电报作了一番推辞，但清廷也只有他这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也不管他是真推辞还是假谦虚，再三发电报敦促他接受，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开回了北京。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迩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看来，袁世凯长期在洋人心目中经营的形象没有白费。
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利用革命的形势，他在清廷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了。为了巩固自己在京城的权威，他很快把心腹徐世昌调为军咨府大臣，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湖北前线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是为了对南方的革命军作战而特别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世凯把冯国璋调回北京是为了让他担任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此外，袁世凯还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紫禁城里的满清朝廷就处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了。
与革命党打交道
清廷已经到手了，对于革命党，袁世凯也想要争取的。当他还在彰德时，他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就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两条，就是专门为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在攻占汉口前，他就曾约见汪精卫；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为了安抚惊恐的革命党人，于11月4日亲自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等人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向他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说这样既保留了君主，又有了宪政，大家都好交代，这仗就不要打了，早日和平了事。但11月8日，已经尝到了革命甜头的黎元洪回信说他拒绝搞君主立宪，不过他倒明确表示，如果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话，当推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这话又说到袁世凯心坎里去了。虽然他现在的权势已经无以复加，清朝皇帝也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臣子，只不过是拥有兵权而得以显赫一时。以臣子的身份，他是没有办法永远握有最高权力的，总有一天，或者是共和实现的时候，权力被交给了大总统，或者是清廷统治稳固后，权力会被皇室或其他觊觎已久的大臣夺走。总之，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头衔，最高权力即使握在手里，袁世凯也觉得不踏实。而黎元洪看来是洞悉了他的想法，你不是要权力吗？不用在清廷那里去等皇室施舍了，只要你支持共和，你就是大总统，就拥有最高的权力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黎元洪在“总统”一词的运用上实际上是引导袁世凯往“皇帝”的思路上想。
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袁世凯于11月11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黎元洪觉得没必要妥协，所以依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大家都是功臣。刘、蔡二人只能悻悻而返。
袁世凯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但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仍然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但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革命党人，议和始终是一个最佳选择。当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民众产生了恐惧心理，民众的盲动和过激往往会使运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不敢放任这种要将一切秩序都无情摧毁的荷尔蒙肆意滋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倒是袁世凯，到处散布和平舆论，似乎更值得革命领导阶层去争取。而且袁身上向来就有的改革派的光环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于是，革命党开始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
袁世凯想要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的位子。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他所谓“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
为了进一步与革命党人联络，经过梁士诒和杨度中介，袁世凯到北京后不久，就接见了刚从刑部大牢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袁世凯对汪一再强调自己的革新决心，表示自己向来同情革命。接着他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和汪精卫于11月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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