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进入罗布泊。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禁入的地区。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有人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
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钱学森，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马申参谋长接到柳鸣的电话之后，报告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
马申参谋长致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应当说，国防科委和新疆有关部门当时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待在乌鲁木齐，是无法掌握大量的追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资讯。因为我担负的任务不是发短小的新闻稿，而是写作关于彭加木一生的纪实长篇，倘若不进入搜索现场，不进行深入的采访，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钱学森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我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相关手续的时候，还采访了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他告诉我从各地调集公安人员前往罗布泊侦察的情况。
在接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马上作好前往罗布泊的准备。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到达乌鲁木齐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在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担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的邵强（后来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陪同下，前来昆仑宾馆看我。康立泽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辆越野军车要出发，送我前往马兰。
我给司机打电话，询问何时出发。
电话里传来司机的声音：“白天不开车！”
奇怪，大白天不开车？我只得在宾馆闷等着。嚯，这里的太阳的火舌比上海更长，仿佛从窗口伸了进来，把屋里的桌、椅、床、柜都烤炙得滚烫。
7月5日下午，我抓住空隙之机，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采访了在彭加木失踪时，与彭加木同在一个科学考察队的马仁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及汽车司机等，使我对彭加木失踪前后的情况有了第一手的详细了解。
马仁文瘦瘦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样子。他很细心，还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外出找水井前的帐篷示意图，标出十个人在帐篷中睡的床位，以及帐篷附近三辆汽车的位置，使我对彭加木出走时的情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张示意图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事隔多年之后，当事人恐怕很难回忆起在帐篷里谁睡在哪个床位了。
◆连夜赶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
直到晚上八点半，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才来到我下榻的昆仑宾馆门口。司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战士，矮墩墩，黑黝黝，冲我一笑，却不吭声。乘客只我一个。这时，在上海该是明月当空了，而这里的天依旧碧蓝，太阳还在施展它的余威。
司机穿着一身“的确良”绿军装。太热，他捋起袖子。手臂上满是油泥。
“白天睡够了吗？”我问道。
“没睡。”
“睡不着？”
“没工夫。”
“没工夫？夜里开车，白天休息？”
“连里的一辆车坏了，修！”
他只说了一个“修”字，就没有往下说了。
我明白，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也就没有问下去。他手臂上的油泥，正是他修车留下的标志。
车子驶出乌鲁木齐，黄色便吞噬了绿色。举目四望，一片黄沙。
罗布泊在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然而车子却沿南疆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库尔勒前进。这是因为在乌鲁木齐东南是一大片沙漠，没有公路，无法通过。马兰在离库尔勒不远的地方。我在到达马兰之后，再从那里前往罗布泊。
虽然是晚上八点半，新疆的天空依旧一片碧蓝，太阳灼热地照着。那里开长途的汽车司机大都喜欢夜间行车，因为白天实在太热——那时候，车子里没有安装空调器。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飞驶，我经常看到路面上的柏油被晒化了，汽车的车轮上
沾满乌亮的柏油。公路两侧，高高的白杨夹道而立。
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坡上，长着一丛丛红柳。
深夜十一点，天才渐渐黑下来，稍稍凉爽了一些。我舒了一口气。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将近午夜时分，车里变得滚烫滚烫——一股火辣辣的热风从车窗外扑了进来。在凌晨一点左右，我感到越来越热。我把手伸到车外，迎面吹来的风是热乎乎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热浪不断扑来。我用手摸摸，汽车表面烫手。我的嘴唇皮发硬，不得不时时用舌头舐着。
“怎么这样热？”
“前面就是火炉——吐鲁番！”
我和他都热得透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涌出，全身在出汗，但奇怪的是衣衫却始终不沾身——刚一出汗，就被干旱的热风吹干了。
司机告诉我，汽车正经过吐鲁番附近。那热浪，来自大名鼎鼎的“火洲”——吐鲁番。在7月份，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48℃，月平均温度为23℃。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据说，《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便在吐鲁番。
中途，我们在路旁的一间小店略微休息了一下。这家小店既是旅馆，又是饭店、茶馆，工作人员总共才五六个。我看到旅客们都睡在屋外的地铺上，不停地着扇子。这里的夜宵是用羊油、羊肉作佐料的“揪面片”——用手把面片揪入汤中，烧滚即可食。我不习惯羊膻味，对“揪面片”不敢问津。我感到嗓子冒烟，喝了点茶，这才觉得舒畅了，仿佛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霖。
过了吐鲁番，才渐渐凉快了一点。
越野车在通往南疆的公路上飞驶。从挡风玻璃望出去，四周黑得像锅底。没有一丝灯光，不见一个人影。偶尔从对面驶来一辆车，明晃晃的车灯像闪电般一扫而过。
汽车在颠簸着。发动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我渐渐打起瞌睡来。每当汽车猛然一颠的时候，我睁开眼皮，朦胧中总是看见那绿衣战士目视正前方，手把方向盘，正襟危坐着。
我竟睡着了。
当我醒来，天已放亮。一瞧手表，快6点了。我看了看司机，他依旧端坐着，双眼射出明亮的光芒。他已经一连开了9个多小时了，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我感到嘴唇干硬，伸出舌头舐了一下，马上被他从反光镜中看见。他从坐椅下拿出绿色的军用水壶，递给我：“累了吧！喝点水，醒醒！”
开车的人，反而问坐车的人“累了吧”，这使我很过意不去。唉，可惜我不会开车。不然，我应当跟他换一下，让他休息。
我朝车外望去，景色在变：公路两侧，满目黄沙！没有绿树，也不见小草。
“进罗布泊啦？”
“早哩！”
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视正前方。我蓦地觉得，他像一座塑像似的，神情是那般严肃。他的绿军服的背脊上，泛着白色的汗霜。他的眼皮浮肿，眼白布满血丝。
破晓，我开始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景色，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画卷：满目黄沙，而绿色的斑斑点点则夹杂在黄沙之中。
我不认识那新奇的绿色植物。司机告诉我，那红根、红枝、红果的柳树般的植物，叫“红柳”；那一丛丛低矮的则是“骆驼刺”。这些植物特别耐旱，所以能在这缺水的地方顽强地生长。它们的根很深，从深深的地下吮吸那稀少的水分；它们的叶子变成棒状，以尽可能减少水分的蒸发。
早上7点多，正前方出现了奇迹——一大片蓊郁葱茏的绿树林！在这广袤无垠的黄色荒漠之中，唯有“落日2”，不见“孤烟直”，除了沙，还是沙，沙，沙。
如今，陡地冒出这么个“绿岛”来，顿时精神为之一爽。这沙漠绿洲，便是核基地马兰。
司机把汽车驶进林荫道，停在一排营房前。下车时我发觉他像个龙钟老者般慢手慢脚——双腿都已经麻木不灵了。他熟门熟路，领我进食堂。
司机揉了揉眼，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喝着稀饭，嚼着馒头。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扫光了盘子里的馒头。
“吃饱了，好好睡一觉。”我说。
“嗯。”他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调度1来了，说是前面的搜索部队急需一辆车……
“我去！”司机二话没说，拿起灌足开水的军壶，走了。
我望着那泛着白霜的军衣，望着他6去的背影，不知该说什么好。没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没一会儿，汽车6去了……
这样，我就被安排在核基地马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住了下来。
部队政治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有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乘坐汽车到罗布泊，道路漫长而又崎岖。近日会有直升机路过这里，可以安排我乘坐直升机飞往罗布泊，比坐汽车快多了。
于是，我有机会领略这块位于沙海之中的绿洲。这儿，是绿色的世界：绿树成荫，青菜成片。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挺拔而整齐。
马兰原本是一片荒漠，生长着马兰花。马兰花是兰科植物，茎叶像剑麻叶，开出的花有紫色、嫩黄色。马兰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戈壁滩上生长。这样，当把这里开辟为中国核基地时，就把基地命名为马兰。
马兰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号称“天下第一州”，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州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最大。
马兰的驻军和核试验科学工作者用双手建起了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使马兰成为罗布泊附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学校、医院、邮局、银行、商店，在马兰应有尽有。这里道路两侧，绿树成荫。
在那翡翠般的菜地里，我看见穿着绿军装的战士在松土、施肥。
浅蓝色的地下水从深井中喷涌而出，给沙漠带来青春活力。马兰以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醒目地镶嵌在大戈壁的黄色浊浪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的先驱们聚集在大漠深处的马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马兰精神”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如今马兰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景点。马兰和西昌，一个是中国核基地，一个是中国的人造卫星基地，是中国大西北的“红色双城”。
◆在马兰与彭加木夫人长谈
7月6日清晨，我刚刚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就得知彭加木的夫人、儿子、女儿以及许多相关人物，都住在这里！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和儿子、女儿，是在6月27日，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涌向乌鲁木齐。为了避开众多的记者，正处于牵挂、焦急、沉痛之中的彭加木亲属被送到了马兰基地第一招待所。由于进入马兰核基地必须办理严格的报审手续，记者们无法来到此地。真是天赐良机，“一网打尽”！在马兰核基地，除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之外，我成了唯一的采访者！这里是那样的安静，我可以进行一系列采访。
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隔壁的6号房住着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再过去，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7月6日上午，我不顾一夜没有休息，采访了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夏镇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已经57岁。他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情况以及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