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彭加木甘当铺路石子，在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新手，这被颠倒为发展“特务组织”，建立“情报网”。
于是，“外调”人员到了哪里，哪里的彭加木的好友便遭殃，受到株连，被戴上“特务”帽子。各地因彭加木而受株连的人，达数十人之多。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正好说明了彭加木为边疆培养的科研人才之多！
就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来说，她在1959年分配到新疆工作。那时，新疆分院正进行艾丁湖等盐湖考察，领导上让她对考察采来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她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化学分析，感到力不从心。正在这时，彭加木来了。她听说彭加木是学农化的，便向他请教。彭加木很热情地帮助了她，介绍她查看有关的科学资料。其中特别是从盐湖样品中测定溴、硼、锂、钾等元素的含量，实验技术比较复杂，彭加木都一一帮她解决了。有时，她把分验报告单送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认为化验数据不准确，便要她重做实验，直到得出准确、可靠的数据为止。其实，当时彭加木来新疆，并不负责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内的工作。然而，他有求必应，热心地做好这种分外事，培养了边疆的土壤化学分析人才。后来，这位同志成为了专家，开办了多期训练班，为新疆各地培训了一百多位土壤化学分析人才。然而，她居然受到牵连，被责令交代如何为“老特务”彭加木在新疆“搜集情报”，被大字报说成是“老特务”彭加木“安插”在新疆的“干将”。
其三，彭加木勇斗病顽、征服癌魔，就连这也被颠倒，被污蔑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那位中山医院的曹凤岗医生，由于给彭加木治病，竟也遭株连。
“外调”人员来到曹医生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说彭加木患的不是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诊断，而且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从这些病历材料来看，他的癌症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
那些“外调”人员无法从曹医生那里捞得半根稻草，恼羞成怒，竟指着曹医生大骂，说她是“老特务”，彭加木的“同党”，是“特务集团”的成员。
“外调”人员几次三番到中山医院来，从曹医生的档案中查出，原来曹医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下子，他们如获至宝。尽管那时彭加木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曹凤岗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们并不认识，却也被作为早有“特务”联系的“证据”！他们责骂曹医生是“鸵鸟”，说她把头埋在沙中，不敢正视现实，也是“老特务”！
经过这么一番“内查外调”，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面目全非了：
他不是支持边疆，而是刺探军情；
他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安插特务；
他不是战胜癌症，而是假装癌症。
一句话，他不是先进标兵，而是“老特务”！
◆《羊城暗哨》的启发
人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长在党的身上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
彭加木平生第一次大搏斗，是与肉体上的癌细胞搏斗。如今，第二次搏斗开始了——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搏斗。彭加木挨骂受打，拳头、耳光、脚踢、低头、弯腰、揪头发……彭加木受尽了人间种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
彭加木依旧还是那么倔，那么犟，他还是像他在1956年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写的那样：“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那时，不时从隔离室里传出毒打声，拷问声，也传出这样的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我反对！我抗议你们侮辱人格！”
即便在公开批斗的场合，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的组1们分为几班，车轮大战，24小时不停地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自己都已经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喊着“我抗议”！
被隔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牛棚”里的“牛”，竟比看“牛”的人还多！有的人今天还在看“牛”，第二天忽然连他自己也成了“牛”，被关押起来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彭加木家里的老保姆张宗泉，居然也成了“牛”，关进了“牛棚”。怎么会殃及老保姆呢？
原来，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专案”人员，居然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认为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和《羊城暗哨》中那个扮演成佣人的老特务——梅姨一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潜伏特务”！
老保姆被抓走了，一群凶神似的“专案”人员开始了审讯。
“你回答，彭加木家里有什么‘机’？”
老保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世面，紧张地苦苦思索着，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答道：“有…有收音机！”
“还有什么‘机’？”“专案”人员追问道。
“还有……还有缝纫机。”
“还有呢？”
“还有……还有照相机。”
“还有呢？”
老保姆哆哆嗦嗦，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机”，便用苏北话答道：“呒得‘机’，呒得‘机’，他们家里不养鸡！”
这下子，把那些“专案”人员气得哭笑不得。他们拍案大骂，说老保姆“不老实”。老保姆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专案”人员要她交代的是发报机！天哪，她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什么发报机！
那些“专案”人员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加上丰富的想象，曾认为老保姆是彭加木的“发报员”，懂得中文、英文，会熟练地发报，枪也打得很准。这老保姆是从南京来的，而南京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正因为这样，逼着她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能不把老保姆是什么样的人，略写几笔：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有点驼背，老花眼，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这样的人，居然会被当成“发报员”，足见当时冤案、错案、假案之多，真是冤狱遍地，草菅人命，好人受欺，坏人当道。
老保姆被关进地下室，那里是水泥地，又冷又潮。没有床，只得用草垫铺地，苟且安身。没有窗，终日阴暗。在这样的“牛棚”里，老保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始终交代不出什么“发报机”，只得不了了之。
老保姆张宗泉被释放后，被迫离开了彭加木的家。她临走时，依依不舍。她曾这样对人说过：“彭加木是好人哪，他对老年人很尊敬。我在他家十几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那么忙，自己的衣服还总是自己洗。他是好人哪！”
◆离奇的“梅花党”
老保姆走了。
彭加木家中，只剩下两个孩子。
1969年，17岁的彭海中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吉林省四平专区林树县插队落户。
这时，父亲隔离了，母亲隔离了，只有14岁的妹妹含着眼泪帮他整理行李。
彭海请求在临走前见一见父亲。
176彭加木身居隔离室，一知道儿子要去边疆，却很高兴。他的心，依旧向着边疆！他脱下身上的大衣，送给了儿子。
就这样，儿子踏上了征途。家里，只剩下彭荔一个人！
幸亏邻居们与彭加木相处多年，打心里敬佩彭加木。他们不顾被株连的危险，照料着彭荔。
就这样，一家四口，分居四方：
彭加木，被隔离在生物化学研究所；
夏叔芳，被隔离在植物生理研究所；
儿子，吉林；
女儿，在家。
也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件怪事：看管彭加木的人，忽然增加到了八个。对他的隔离室，戒备更加森严了。“专案”人员不再打他了。他的生活，也比原来好多了，给他吃橘子，给他吃苹果，伙食也改善了；彭加木要求晒晒被子，照办了；彭加木要求看看报纸，同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加木不得而知。
原来，彭加木“升级”了！本来，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特务”而隔离审查。这时，“专案”人员经过“内查外调”，查出彭加木既是“中统特务”，又是“军统特务”，而且还是重要骨干。一句话，他成了“要犯”。
这下子，上面传下话来，要“专案”人员好生看管彭加木，切不可让他自杀——因为他是“要犯”，一旦自杀，许多重要的线索就中断了。随着彭加木不断被“升级”，他变得越来越神秘。
就在这时，经过多次“艺术加工”的传说，一个纯系谣言——“梅花党”出笼了。
据说，在中国内地，潜伏着一个重要的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由于以梅花作为联络暗号，故称“梅花党”。“梅花党”的重要成员之一，据说是远渡重洋归来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有一枚梅花形的胸针。
“梅花党”的另一重要成员，据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有一个“梅花党”重要成员，据说就是彭加木。他与王光美保持“单线联系”。
这个谣言荒诞离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油添醋，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彭加木胸部长的不是肿瘤，那是一台暗藏在身体内的袖珍发报机！
这个谣言传到了“专案”人员的耳朵里，他们信以为真，商量之后，决定用这样的办法试一试：把“梅花党”的传说稍微讲一点给彭加木听听，看看他的脸色如何。
试验开始了：
“专案”人员把“梅花党”的故事从头说起：“解放初，在上海的西郊公园，正当梅花盛开的时候，来了几个神秘的人物，来这里悄悄聚会……”
谁知彭加木听了，不仅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反而直头，说道：“这个故事一开头就错了。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哪里有西郊公园？你去西郊公园问问，他们是哪一年建立的？这简直是胡诌！”
彭加木的回答，弄得“专案”人员哑口无言。
然而，在背地里，“专案”人员又一次仔仔细细检查了一下从彭加木家里抄出的东西。检查的重点，是与梅花有关的物品。查来查去，一朵梅花也未查到。
不过，有趣的是，后来当彭加木落实政策时，领回了被抄去的东西。女儿彭荔突然发现，其中有两卷画轴，似乎不是他们家的东西。打开一看，见上面画着梅花！
这些梅花画轴是谁家的？为什么会混到彭加木的抄家物资中，不得而知。不过，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专案”人员对彭加木与梅花之间的关系有着莫大的兴趣！
◆王洪文的“批示”
由于进行逼、供、信，上海科研单位的“两线一会”冤案越搞越大。
这时，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悲剧：
一对夫妻都在上海科研单位工作。“专案”人员逼着那位丈夫按他们规定的调子写揭发妻子的材料。接着，“专案”人员把揭发材料拿到女方那里，说“连你丈夫也揭发你是‘特务集团’成员”。妻子经受不住刺激，在深夜里吊死，愤然离开了人世。
接着，又发生了令人捧腹的讽刺剧：
一个“专案”人员每天逼着一个“老特务”要他交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了哪些“新特务”，特别是在最近又发展了哪些“新特务”。那个“老特务”火了，便当着好多人面前承认自己最近发展了一个“新特务”。至于“新特务”是谁？他指着那个“专案”人员说道：“就是他！”从此，那个“专案”人员被撤销了从事“专案”工作的资格。这下子，弄得“专案”人员也人心惶惶，看“牛”的人居然也怕起“牛”来了，生怕那些“老特务”指到自己头上来了。悲剧，讽刺剧，闹得沸沸扬扬。上面一看，再这样闹下去，越来越不好收拾。于是，敲响了收场锣鼓。彭加木整整被隔离审查了15个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什么“老反革命”，什么“老特务”，全是凭空捏造的罪名。
不过，彭加木的“专案”，来头颇大。既然把他进行隔离审查是“上面”批的，那么，撤销他的隔离审查，也是经过“上面”批的。
所谓“上面”，就是王洪文。他对关于彭加木的审查报告，作了如下“指示”：
“解除隔离，送干校劳动，继续审查，内部控制使用。”
在全院大会上，宣读了王洪文的“指示”。不过，只是最后“内部控制使用”六个字没有宣读。
1970年3月，彭加木终于获释，回到家里。那时，夏叔芳已经解除了隔离审查。多时不见，当彭加木出现在夏叔芳面前，使她深为震惊：他因为好久不见阳光，脸色苍白，双眼呆滞无光，胡子很长（在隔离室里，刮胡刀片被拿走了，怕他自杀），人消瘦无力。
当天，彭加木就被送往设在上海郊区奉贤县的上海科技“五七干校”。
◆又遭“猛轰”
一般的科技人员在“五七干校”经过为期半年的轮训，便回上海了。彭加木在那里却度过了三年岁月。
这所“五七干校”面临杭州湾，建在一片盐碱荒滩上。这里离上海100多公里，每月集中休假四天，让学员们回上海。
彭加木离开了隔离室，像鸟儿飞出了樊笼。然而，15个月的隔离生活，使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那时，他连晒太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好在监视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做做体操，或者练练下蹲。初到干校，他手无缚鸡之力，干起活来比普通的女同志还不如！
彭加木开始每天跑步，加强锻炼，拼命干活，以恢复体力。渐渐地，他的体力增强了，以致能够一手夹起一袋100公斤的水泥，疾步如飞。
好景不长。不久，开始清查“5。16分子”，一查，又查到彭加木头上。大字报又开始围攻彭加木。这时，他们用一个崭新的名词称呼彭加木——“双料反革命”。
何谓“双料反革命”呢？
因为彭加木本是“老反革命”、“老特务”，如今旧账未清，又欠新账，成为“5。16分子”、“现行反革命”，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成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
唉，那时候人们的创造力，不是用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却花费在大字报上，花费在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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