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第2部分

1928年，渭华起义也失败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下，认真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最后胜利这条道路。他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到陕北和陕甘边一带，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完善了适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特点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理论。

瓦窑堡同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各种反动势力奉行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不消灭掉共产党，死不瞑目”的指令，疯狂地进行反扑。革命者和群众残遭杀害。危急时刻，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瓦窑堡党支部里，孙绍山、营子硕、井助农、薛应则等叛变了革命。他们出卖灵魂，认贼作父，与人民为敌。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等人消极脱党。党组织的安全受到极大威协，随时都有被叛徒出卖甚至被摧毁的可能。但是，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更加坚定。1929年我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我为自己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自豪。

●坚持斗争在瓦窑堡

在紧急情况下陕北特委先后派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等到安定地区帮助工作，以加强县委领导。当时瓦窑堡党支部委员有刘昌汉、郝正连、张子房和我，还有侯仰桓（1934年冬叛变）。党内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刘昌汉以瓦窑堡第二高小校役的身份作掩护，我和郝正连、侯仰桓以店员身份作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我们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发展了家庭贫寒、靠拢党组织，学习刻苦、意志坚强、斗争勇敢、有革命要求的贾俊儒、井助国，李仲英、杨三娃、郝玉堂等为会员，他们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从1928年春至1929年夏，我公开的身份是一家染房的店员。股东白美才是清涧袁家沟人。大掌柜白狗嫌是白美才的叔伯哥哥。二掌柜惠玉瀛是白美才的内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店员惠老三，是惠玉瀛的弟弟。店号叫“德和染”。

这是一个由破落地主经营的染房，仗着当时在瓦窑堡“独此一家”，人们不得不忍受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店里每天染布50余丈。我必须到2里远的南河挑水20担（每担水25公斤）；还要做3顿饭、记帐、打扫庭院；并要煮布、槌布、洗布、染布、晾布。从早忙到晚，没有喘息机会。一年工钱只有4块银元。惠老三的工钱比我多两元，二掌柜惠玉瀛因亲戚关系拿20余元。靠我们的血汗，店里每年可挣数百元钱，但却被用来放高利贷，借债者常因“驴打滚”内利息倾家荡产。

店员的生活难以忍受，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我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我只能利用担水的机会，与党支部的其他支委接头，研究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大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危险，但我们一直积极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告诉群众，党的组织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壮大。

当时，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份是景家砭的小学教员，他利用到瓦窑堡购买学习用品的机会，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检查我们的工作。毕维周、刘光贤化装为贩卖皮毛的小商人，向我们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9年下半年，组织决定我离开“德和染”，在家以卖油、卖棉花作掩护，领导安定县东一区杨家园子的党团工作，指定我与杨和亭单线联系。同时还要我指导北一区第三高小的党团工作，联系人是校役栾新春。

当时白匪钟宝卿骑兵团驻防瓦窑堡，这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凶残刽子手。他们指使黄盆子、吴臭盆等密探跟踪、监视我们这些曾在大革命中活跃的学生。我们在敌人眼中早已是“危险分子”，要处处小心行事。我们在和敌人坚决斗争的同时，还要随时保障组织的安全。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扰乱敌人视线，以达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了解敌人动向，防止他们暗中破坏。我和吴臭盆沾点亲，借故“送礼”与吴聊天说笑，从中了解并分析敌人的意图，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次，敌人密谋抓捕互济会员李仲英，妄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以一网打尽瓦窑堡党团组织。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安排李离开瓦窑堡，到甘肃省去做兵运工作，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打进敌人内部，争取同情革命者做我们的情报员。敌副官尚达武是瓦窑堡女校学生雷巧灵的丈夫我们认为雷思想进步，靠得住，动员她去争取自己的丈夫为我们工作。一次，敌人盯上了特委派来的刘光贤，欲秘密逮捕。幸亏尚达武及时报信，刘得以安全转移。

当时我们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会员利用他们的合法身分，也为我们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一次，敌人准备袭击北区郝新民领导的游击队时，负责给敌人磨面的互济会员井助国得悉后，立即派人通知了游击队，敌人兴师动众却扑了空。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学会了不少应付敌人的办法，同志们之间已非常默契。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敌人的严密注意下，利用买东西、“吵架”、唱歌、脱帽、穿鞋、咳嗽、吆喝、扬汗巾等极普通的动作进行联络。接头地点、会议地点、活动地点也安排的十分巧妙，尽管敌人绞尽脑汁，但从未发现。党的组织工作更是严密、谨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丝毫的疏忽都会造成惨痛的损失。

●我考入绥德四师

1930年夏天，党组织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决定让我和董学源等暂时离开瓦窑堡。我们所负责的党支部的工作交由刘昌汉、郝正连等接替。我们和侯智防、史丕民、史丕贤、史应南、李国秀等人一同报考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这次考生共300余人，只录取40多人，我以第五名考取，编入第十二班学习。

开学后，我将组织介绍信交给负责安定县学生党员工作的惠泽仁。两天后，支部通知我担任党的小组长，并参加学生军。小组成员共3人，有李荣镜（1935年叛变）、王黑胖等。党小组与支部是单线联系，联系人是白寿康。组织活动是利用上街买学习用品等机会，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内容多为汇报学习心得以及发展组织的情况。当时指定必读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等期刊。对那些只限在课堂上讲解的党的决议、指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因不准写笔记，对其重点就需背诵清楚，不能含糊。若违犯规定要受到处分，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十分谨慎，推荐人必须把发展对象的政治背景、出身、成份、社会关系、革命斗志、学习成绩、爱好等了解的清清楚楚，在调查情况时还不能被本人察觉，要严防坏人、投机分子混入组织。在校期间，我曾介绍李国秀等同学加入组织，没发生过庇漏。

除在校工作外，还要定期到绥德城郊龙儿湾、五里河、兴店等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动员农民起来向剥削压迫势力作斗争。也去手工作坊，向受雇的店员们宣讲革命道理。群众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但也少不了碰钉子。一次我和柳青来到一家铁匠铺，铁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抡大锤造锄头，没顾上抬头瞧我们一眼，我们只好站在熊熊烈火的铁匠炉边，讲述“工人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就等于剥削工人”的大道理。任凭讲的口干舌燥，也不见反应。歇气时，那铁匠过来，摩挲着柳青的头顶说：“娃娃，你们站远些，小心火花烧了衣服。”“讲得倒不赖，可惜管不了穿衣吃饭！抵不上养家糊口啊！”

弄得我俩很尴尬，扫兴而归。这促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用普通工人农民可以理解的实际例子，启发他们的觉悟。以后效果就一次比一次好了。柳青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作家，我为他感到骄傲。

●第一次送文件

一次，支部决定由我把党的文件送到距县城40华里的铁旗坪支部。接头人叫崔田民。必须在深夜去，白天要不动声色、照常上课，丝毫不能显露出任何异常举动。支部交待了接头暗号，临行时对我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相信你一定能完成”。

我初到绥德，人地两生，不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也不知铁旗坪在哪儿。我找到做饭的工人黄老二——他是我负责发展的对象，商量如何混出戒备森严的绥德县城。

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

●绥德四师被查封

1930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支部决定进行校外宣传活动。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分成数十路，冲向绥德井字形街道的大、小十字街以及近郊的兴店、龙儿湾、五里河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蒋梅生的反动军警闻讯后，全部出动，鸣枪驱赶学生。我们只好将没有散发出去的宣传品扔到二郎庙坡。这次行动虽产生一些宣传效果，但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晚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军警们冲进学校，搜查、焚烧进步书籍，并勒令封闭学校。

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左派”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