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
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
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袁崇焕在辽东，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世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其中一封还发自于毛文龙死后，但被硬说成是毛文龙写的。其余数封中，有一封为汉文译成满文，满文又回译成汉文，应有很大出入。另有二封盖有“平辽大将军之印”印信，但毛文龙挂印实为“征虏前将军”，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则挂平辽将军印，故有人推测可能是私章，但也未能拿出证据。
（本章完）
第219章
孙可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明朝人物简介：孙可望（？
—１６６０年），原名孙可旺，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陕西延长县（或作米脂县）人。
公元１６３０年（明崇祯三年），张献忠在陕北起义，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改姓张。
成年后，勇敢、狡奸，每遇敌，他率部下沉着应变，被军中呼为
“一堵墙”。因为他识字，又机灵，很受张献忠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
公元１６４４年八月（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建立大西政权，孙可望位列群将之首，以平东将军，另加监军，节制文武。
张献忠在川北牺牲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占云贵一带，坚持抗清。
后改投永历政权，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孙可望为谋封秦王，击杀南明大学士三十人，并与大将李定国不合，导致内讧。
公元１６５７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不敌李定国。
孙可望向清军投降，引清兵入四川、贵州，隶属汉军正白旗。公元１６６０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病死（一说狩猎时为清军射杀）。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公元１６３０年（明崇祯三年），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
公元１６４６年（顺治三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公元１６４７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年号兴朝。
收复湖南公元１６５１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由贵州入湖南。
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
清军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
“围如铁桶”。公元１６５１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
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
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公元１６５２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
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
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
“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
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孙李矛盾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公元１６４７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
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李定国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
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
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随即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公元１６４９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
孙可望不愿联明，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
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
为此，孙可望寻机将他拷打了一次，虽然此次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
公元１６５２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
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
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阴谋篡位公元１６５３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
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探听到孙可望要下毒手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飞报李定国。
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密报，令他左右为难。
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
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李定国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
公元１６５４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李定国派人向孙可望求援。
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定国部队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１６４７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孙可望的格外信任。
杨长知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杨长知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
“孙”字大旗。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
“秦
“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
“十八先生之狱”。公元１６５６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迎接永历帝到昆明。
宝庆之败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为十万。
公元１６５６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
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天雨，双方列阵相峙。
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公元１６５６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
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伤亡颇众，被清军缴获马七百余匹，象一头，清军趁胜占领宝庆府。
但是，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都在激战中阵亡。
兵败降清公元１６５７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发动进攻。
当时李定国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
这时，李部已经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双方军队尚未接触，孙可望突然发现自己的前军大乱，纷纷后退。
经询问，孙可望方知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充当前锋，从正面强行渡河，渡到一半时，李定国军发动突袭，因是背水决战，孙部不得不拼死向前冲上对岸，双方展开混战。
白文选见状，亲自跃马率所部５０００铁骑冲向孙可望军队。孙部左军主将马唯兴率部阵前倒戈，与白文选联兵直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
“归顺晋王！”孙可望见军心已变，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５０余骑随其逃走。
这时孙可望仍可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但孙可望却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公元１６５８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
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