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
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
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
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
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
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
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
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
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
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
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
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
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
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
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
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
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
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
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
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
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
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
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
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
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
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
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
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
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
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
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
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
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
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
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
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
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
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
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
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
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
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
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
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
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
定。①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
是对立的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
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
观点。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
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
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
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①而
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
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
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
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
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问”②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③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
则藐之”。④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
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
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
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
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
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
同的口气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
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
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
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
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
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
词章修养。①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
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
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
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
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
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
前些年右派分子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
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②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
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③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
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不满之外，
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
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
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
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
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
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
（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
靠我们那一套。①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
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
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
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
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
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
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
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
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
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
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
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
“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
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
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
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
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
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
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
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
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盛行中国两
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①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
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
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
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
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
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
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②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
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
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嘘说，秦始
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倍
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③
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
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
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
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
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
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④
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
策，而不是放弃治世”。①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
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
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
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
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
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
到底，毛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
传统的强烈影响。③
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
关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
越来越左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
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
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页。
② “致陆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页。（出于某种考
虑，这里略去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年）一
书中第 267—269页。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
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