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
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
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
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
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
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
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
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
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
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
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
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
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
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
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
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
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
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
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
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
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
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
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
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
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
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
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
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
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
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
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
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
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
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
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
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
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
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
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
增长速度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年之后，1981
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
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
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
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
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
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
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
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
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
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
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
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
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
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
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
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
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
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
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
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
合同。那些已沿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
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
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
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
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制，走向主
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
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
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
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
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
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
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
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
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
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
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
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
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
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种体
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
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
济体制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
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
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
中国已认识到（虽已延续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
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
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
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
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
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业在1981年
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
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生产的小型企业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
手段。维护中央控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
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
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
其提高速度可与韩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
在从1977至1987年底这整整11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
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
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或许仅相当于60代中期的韩国和
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的优势仍在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
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年代迅速下降了，
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
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
实上，由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
的不平等现象比8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
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
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
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
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
的翻版。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
从苏联式集中计划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
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
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
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
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大大向前跨
了几步。
第七章 教 育
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
革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运动是从动员老师和学生当
先锋的学校中开始的。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范围，建立了教育
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舞台。回顾过去，由于教育作用的双重性常
混淆不清，因此，本章主要指出发起这场运动的动员阶段，和此后
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巩固阶段之间的区别。①
1966—1968年的运动可看作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员阶段，如同其
他几次（从40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始）一样，都打上了毛的烙印。这
种说法认为，毛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
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
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
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
次冒进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
目标的难度足以导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
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
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
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标，但与完
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担
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
斗争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年（1921—1949）
才完成了一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年（1949—1966）的社会主
义革命，毛作为这些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
动。①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
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
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
些拥护这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年6月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
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
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
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
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土地改革就
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会
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
反对他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
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
范围说，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
是打击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
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
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