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1981年 5月15日，第4—7页。
① 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983
年 9月）第82卷第485期，第270—274页。
① 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②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年6月10日。
① 新华社，1981年6月14日。
②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年6月19日。
③ 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年8月25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
月 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见报。
① 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年10月
27 日。
① 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年10月，第20页。
② 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杂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
2— 10页。
③ 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2
年 4月17日（应为4月18日——译者）。
① 据新华社1982年8月22日电（应是8月20日——译者）。
② 同上，1982年9月4日电。
③ 同上。
中美关系的意义
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摒弃
了朝鲜战争以来支配中美关系的敌对政策，北京开始了进行重组的
过程，这一过程比中苏冲突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秩
序。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命里注定的，中美两国都必须把握住改
善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根据自
己的需要解释和解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此外，当双方的注意力
都从宏大的战略迅速地转向政治较量的时候，中美和解的设计者们
便不能把他们最初的进展维持下去。
最初，毛泽东同意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
系的改善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
有多大保证。他既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
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
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
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全
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继承问题，他
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并没有
完全实现。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
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
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
年，两国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
政治要求，而双方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
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
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
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
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暂的，因为里
根政府初期，两国关系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随后又作了重新解释。
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年代更
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
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
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
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
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中美
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
策选择分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
“重新分配主义”的办法。①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高潮”的时候，
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
点。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
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的、尤其在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
不同的全球战略。
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
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
际组织中采用“全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
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回顾过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
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
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中国显
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②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得到明
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极
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
得到最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
之外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
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
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
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
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
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
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
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
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
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
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上。因而，
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① 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②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
第 603—633页。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引 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1966—1976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
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
续到并贯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
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
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
行了合作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照
搬来的。中国重视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年代斯大林
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做出的一种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
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
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资深
的中国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
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
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的
人，对苏联制度坚持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
本主义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
为不解。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
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
所认定的。1957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
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
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
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
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
现在工业上。
在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和“右”
或“激进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
划分出来。一方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
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
革命成果。由于争论的主要问题，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
治，也涉及经济，因而，百姓们所关心的与高级官员们所关心的，
有时却也一致。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并不特别在意。
他在1956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地阐明
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
更具权威。
后来，在1958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年产
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
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
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①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和1959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
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
上，大跃进的尝试，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
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
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
在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燥的土地而搬移了数百
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
地方加以讨论。这里，相关的重要方面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
灾难的性质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年间气候的恶
化，更由于1960年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对已发生的这些
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
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
力、时运不济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败；而另外一
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
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工作是当务之急，因此，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年，
由于毛反对农村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
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
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那些
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
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改革
军队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毛在60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
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
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
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
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
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言。
60年代初所做的增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
“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
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
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
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自1966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
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
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
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经济工作
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领导人中没人力图明确地表述
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日复一日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在政治
上才会更稳妥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只不过是出于短期
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①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
的谈 话》，第142—143页。
经济混乱（1966—1969年）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
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
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
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