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
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
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
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
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①
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
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
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
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
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
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③党章的一条
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
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并通
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
及每个人。④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
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
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
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
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
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
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
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
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
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
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
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
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
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年召开的中
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
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
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
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
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中，
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① 叶在给六中全会的信中，虽建议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顺序应是胡耀邦、邓小平、叶
剑英， 这就颠倒了他与邓的排位。这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在叶所保护的华国锋下台后
的一种现 实主义的考虑。但邓却让叶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头。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02—103页。关于受害者的具体数字见第20—21页。
对这 次审判的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维邦纳维亚：《北京裁决：审判“四
人帮”》 一书中。关于审判过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江青的表现可参
见第117— 121、194—199、 227—241、 296—302、341—347、 399—414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76、278页。
③ 同上，第282、283页。
④ 邓在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士兵们读到邓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对毛的有关评
论 时，他们表示认可。即：人民军队密切关注着外界舆论对毛的评价。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
② 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中共在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
的重 复。事实上，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
善与恶、 黑与白的简单并列，不允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
面洗雪自己 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一名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
的评价模式对 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42页。
④ 同上，第56页。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49页。
① 如果布哈林被允许活下来的话，到斯大林死时，他只有6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
时，邓 已74岁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30、97—98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他
因没 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
动机。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页。
③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页。
① 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67—
58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页。
①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
也 有人提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
这种 提法意味着正式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
中共 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在中共没有统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
选》，第 290—291页。
① 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
义农 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
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31—61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
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83—109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S。
梅 杰编：《中国简况（1985）》，第39—41、45—46页。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页。其他三项原则
是 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页。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
生命力显得突出。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
了罢黜 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
地减弱， 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
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
这也 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
之后，这 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
管他名义上 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R。兰 德尔爱德华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页。
第五章① 对美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毛执政27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
立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
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
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达2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
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
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
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
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
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
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
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
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
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
务的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
政的一些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
局势的动荡也干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
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
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
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
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央没有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指示，70
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在飘忽不定中发展。只是到了70年代末，
客观的需要和邓小平在国内政治上的复出才使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圆满结束。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似乎不是双方精心计划的产物，
而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
总理及其后的邓小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
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
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
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治地位的脆弱，
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
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
与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
大外交胜利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
舞台的邓小平与20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
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
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
这一政策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
的？这些愿望是否已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
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
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
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做的？在谈论这些
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
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①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
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
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
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
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
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
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
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
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
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
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
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