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 《纽约时报》，7月11日；《真理报》，1970年7月11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1970 年8月11日，第15页）。
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2月22日和24日；《纽约时报》，1970年12月21日
和25 日；《中国动态》， 1970年12月24日；《北京周报》第1期（1970年1月1日），
第7页；《真理报》，1970年1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月19日，第
26 页）。
① 《远东经济评论》， 1970年7月23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8月16日；《中国动态》，
1970年8月17日；《北京周报》第32期（1970年8月7日），第8—9页；《真理报》，1970
年8月16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9月15日，第8页）；《纽约时报》，1970
年8月16日。
② 《纽约时报》，1970年7月3日、8月16日。
③ 《真理报》，1970年12月3日，见《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卷第48期（1970年12
月29 日），第32页；《纽约时报》，1970年11月19日和24日。
④ 《纽约时报》，1970年9月24日。
⑤ 同上，1970年11月24日。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10日，第4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年10月25日。
⑦ 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见《中国动态》， 1971年1月15日；《真理报》，1970年12
月 3日。
⑧ 《真理报》，1971年1月1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卷，第2期（1971年
2月9 日）。
① 《真理报》，1971年3月24日；《中国动态》，1971年4月19日。
② 《真理报》，1971年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3月23日，第20页；
《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 1971年5月29日；《中国动态》，1971年5月24日；《真理 报》，
1971年5月2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6月22日；《纽约时报》，1970 年5
月22日。
① 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年7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
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0月5日，第1—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
年3月18日；9月30日；《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年11月，第17—24页。
② 《真理报》，1972年9月23日；《纽约时报》，1972年9月24日。
③ 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与尼克松同在北京。
④ 《纽约时报》，1972年3月27日和5月各日；《真理报》，1972年3月21日（见《当代
苏联报刊文摘》， 1972年4月19日，第1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3月27日。
中国方面对伊利切夫返回北京一事未予报道。《中国动态》，1972年3月22日；《远东经济
评论》，1972年4月1日，第4页，1972年4月8日，第9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8月26日。
⑥ 《苏联动态》，1972年5月1日；《纽约时报》，1972年5月1日；《中国动态》，1972
年5月 2日。
⑦ 《北京周报》第31期（1972年8月4日），第7—9页；《真理报》，1972年9月30日，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10月25日，第16页；《苏联动态》，1972年10月17日；
《纽约时报》， 1972年10月18日；《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5日。
① 《纽约时报》，1972年8月8日，9月6日，11月9日，12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
报》， 1972年8月26日。
② 《纽约时报》，1973年2月25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3年6月6日；《真理报》，1973年6月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
摘》，1973年6月27日，第4、12页）；《苏联动态》，1973年 6月1日。
①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1973年9月25日；《经济学家》，1973年9月29日，第
42页；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10月2日；《国际事务》 （莫斯科）第5期（1975
年5月），第 37页。
② 《中国动态》，1973年3月9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9日。
③ 《真理报》，1973年5月1日。
④ 《纽约时报》，1973年7月20日。他是1月13日返回北京的，见《纽约时报》，1973
年2月 25日。
⑤ 《北京周报》第35和36期（1973年9月7日），第23页。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评论，
见托马斯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复活的左倾思想威胁着‘新事业’”，《亚洲概览》（1974
年 1月），第1—21页。
⑥ 《纽约时报》，1973年10月29日。
⑦ 同上，1973年11月11日；《真理报》，1973年11月1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3 年12月5日，第6页）。
① 《洛杉矶时报》， 1974年6月26日；《纽约时报》，1974年6月26日，30日；《苏联
动态》， 1974年6月25日；《金融时报》，1974年6月26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6月
26日； 《中国动态》，1974年 6月 21日；《世界报》（巴黎），1974年 6月27日。
② 《真理报》， 1974年5月 3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5月29日，第15
页）；《纽 约时报》，1974年3月21，24，29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
页；《苏联动 态》，1974年6月24日。
③ 《纽约时报》，1974年2月9、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2月15日；琼里
奥洛特：“苏联对西沙群岛争端的反应”，《自由电台快讯》，1974年2月11日。自1959年
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以后，这是中国首次动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在莫斯科看来，这
件事说明， 一旦军事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就会使用武力，为所欲为。
④ 《真理报》，1974年5月24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
《纽 约时报》， 1974年5月24、25、28日；《苏联动态》，1972年5月23日。
① 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现代中国》。第1卷第一
期 （1975年1月），第116—126页。
② 《纽约时报》，1974年5月28日，6月1日；《中国动态》，1974年5月31日；《北京
周 报》第23期（1974年6月7日），第7页。
③ 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22页。
④ 《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日。马克斯韦尔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证据）
是， 莫斯科“坚决要按沿中国一侧的江岸划定界线，意在以此为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换取
中国人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为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⑤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5582期（1974年4月2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
年3月 25日；《远东经济评论》， 1974年6月3日，第14页。
⑥ 《纽约时报》，1974年8月19日，10月 2日；《真理报》，1974年 8月 19日（见《当
代苏联 报刊文摘》， 1974年9月11日，第16页）；《苏联动态》， 1974年8月19日；《中
国动 态》， 1974年8月19日；《真理报》， 1974年 10月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 年10月23日，第7页）。
⑦ 《纽约时报》，1974年9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8月26日；《中国动态》，
1974 年8月23日。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74年11月8日；《中国动态》，1974年11月7日；《纽约时 报》，
1974年11月8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11月8日。
① 《纽约时报》， 1974年11月9日。
② 《真理报》，1974年11月27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25日，第1
—6 页）；《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27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
过匈牙利的新闻媒介表示，它将拒绝北京的建议，见《苏联动态》，1974年11月15日。
③ 《真理报》， 1974年11月2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年12月18日，第
1页）。
④ 《纽约时报》，1974年2月13日、18日；《苏联动态》， 1974年2月12日；《中国动 态》，
1974年2月12日，；《每日电讯报》， 1974年2月13日。
⑤ 直到2月份谈判才恢复，因为中国忙于筹备1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① 《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25页；《华盛顿邮报》，1975年1月24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31日，第14—15页。
② 《苏联动态》，1974年10月15日。
③ 《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页。
⑤ 《真理报》1974年2月22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
3月19日，第1—5页。
⑥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页；《纽约时报》，1975年2月23日。
⑦ 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时报》，1975年2月19日；《中国动态》，1975
年2月18日。
① 《苏联动态》，1975年4月30日。
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与军
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速增加，
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70年代初苏联国内经济，而
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了兵力，足以使
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
大批领土，但到70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开始以军为单位
在边界附近部署起来了。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战术和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
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年代初的实力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政府
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方的军事
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和了与苏联的
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
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兵驻守中
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1969年3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时将付出惨
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国领导人恢复边
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
更超过50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①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
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
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
防措施；②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建筑永久性后勤供应基地的计划。③
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
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对苏联军
方的能力和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
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
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
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
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
直到1972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
①他们增加军事预算，②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
建设兵团，③强化民兵组织，④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
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动，⑤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
古的很大一部分划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①到1974年，这些变化已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69—1976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
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
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下发射基
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
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
了很大提高。②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大约200个中国空军基地
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
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边界地
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
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年苏
联共调集了45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
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1/3处于最
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
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个师。中国方面
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有
15个师，新疆可能有8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