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
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一个国家全面
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
主义的宣扬，贝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
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
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
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
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
兵力即将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
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
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
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①
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
础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
正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
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
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
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
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
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
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
“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
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
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
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
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
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
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
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
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
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
议恢复华沙谈判。①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
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
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
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
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
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
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
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
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
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
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
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
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
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得全力争取
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它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
行动以及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
必要加强其在整个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
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
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地区局势，通过各兵种部队（包
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
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当时，为了
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国
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
在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
障，但付出的代价太大：①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②促使中国
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③难以实现
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④导致了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
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对这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
（作为边界谈判和中苏关系的压力手段或指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年3月的冲突
到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在利用边
界冲突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求恢复1964年末中断的
边界谈判。自9月会晤和10月20日谈判恢复之后，双方对发生事
件的公开报道大体上能反映出谈判进入了哪个阶段，而事件发生的
次数、地点和规模则能反映出谈判的进展情况。即使在双方都不公
开承认发生了边界事件的时候，双方仍在利用军事冲突来试探对方
的防卫能力和加强己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1969年3月以后的边界事件可分为两类：周恩来和柯西金会晤
之前发生的为一类，会晤之后发生的为另一类。1969年3月珍宝岛
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即发起了一场反华运动，并输以暗示要进行
核攻击，要给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运动在8月末达到了高
潮。双方公开承认的冲突发生在6月10—11日，7月8日和22日，
以及8月13日。①两国政府还指责对方在4月到7月间挑起了另外
数十次冲突事件。②
公开报道的沿着边界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当分散：有些在乌苏里
江爆发3月冲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龙江中的岛屿上；有些在中蒙边
界，而更多的则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距中国的核实验
基地罗布泊和历史上两国间的入侵路线准噶尔山口不远。鉴于中国
军队专注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务，鉴于苏联在战
略上占有优势，鉴于苏联曾暗示，如果中国拒绝恢复边界谈判，它
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冲突是中国首先挑起的。
在某些时候，不排除有中国军队先发制人以防苏联发动进攻的情况。
③但这绝非中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比较
弱。相反，我们应该看到，1969年9月11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
军事和宣传手段，迫使中国恢复边界谈判，并教训中国人不要再重
演珍宝岛冲突之类的惊人事件的典型时期。
因此，苏联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
列照会，表明了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还建议通过签订一项边界
新条约一举解决所有分歧。莫斯科对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或思
想观提出的诘问避不作答，却始终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照会。苏联
在3月29日的声明中曾要求恢复谈判，①4月11日又重申了一次。②
早在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就曾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但林彪
拒绝与他通话。③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如不同意恢复谈判，苏联必
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拒不与苏联直接对话。苏联人
继续挑起边界事端，欲迫使中国人坐到谈判桌边，同时试探中国人
的反应。4月1—24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当时指
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会上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建议正在“考虑给予
答复”。中国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④
俄国人决定通过1951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的界河航行谈判，试
探一下中国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复边界谈判的准备。所以，4月26
日莫斯科建议双方于5月在伯力恢复这个低级别的会谈。⑤中国人迟
至5月11日才作出肯定的答复，建议6月中旬举行会谈。⑥俄国人
于5月23日宣布接受中国的建议。⑦会谈如期举行，但在议事日程
方面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苏联人声称中国人已“断然拒
绝”继续会谈。这显然是中国人试图把不平等条约问题列为会谈内
容而造成的。像在1968年毫无结果的会谈一样，北京希望这么做能
使俄国人拂袖离去。但是，这次俄国人坚持不走，并显然在借助进
一步的军事行动（7月8日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事件，当时苏联的
太平洋舰队正在黑龙江面上“操练”）威胁中国人，在他们发表声
明后数小时，中国人就“决定在伯力，同意继续进行会谈”。①后来，
谈判内容大大超过了原先议定的维持界河航行和制定新的航行条例
的范围，双方于8月8日分别公布了达成的一项新协议（俄国人强
调它对进一步谈判边界问题有重大意义，但中国人却淡然处之）。②
这次试探使莫斯科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北京是可以坐
到谈判桌边并签署协议的。苏联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胁。此
外，苏联人还坚持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孤立中国人。莫斯科的
对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
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
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
对其既定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
它的执政和在野的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
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
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活动，也未参加1969年6月5
—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③会前，苏
联人曾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其他党保证，他们既不会把会议变成批
判中国的大会，也不会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然而，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却对中国领导人充满了敌
意。在边界问题上，他指责中国蓄意挑起冲突并且把战争看作“积
极的历史现象”。他再次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对中
国“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说：“今后发生的
事情会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愿意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①
大会通过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边界局势或中国，遵守了苏联人关于
不涉及该问题的承诺。②然而，勃列日涅夫会后在“共产党人”杂志
发表的报告中却提到了该问题，声称毛的政策“在大会上受到了严
厉谴责”。③
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
之后才作出了答复。5月24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
声明。④声明提出了中国就一项新条约进行谈判和划定边界线的五个
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申明了中国在以后的谈判中的立场，摘要如下：
苏联人必须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果苏联人承认了这一点，中
国愿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俄国人据说是通过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中国领土，“原则上”必须归还中国。做
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人必须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包括炮火轰炸和核攻击。双方均不将边界
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至于边境河流中的岛屿，双方以主航道中心线（河流中最深处线）
决定其归属权。
在明确划定界线之前，一方居民在另一方领土上“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
（如珍宝岛等岛屿上的居民和帕米尔地区的牧羊人等）不受干扰。
声明还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些条件，中国就恢复谈判，以便达
成一项平等的协定。前两项条件正是造成1964年谈判破裂的原因。
如果莫斯科同意了第一条，就有可能得归还17至19世纪俄国占领
的大片中国领土，或使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白白地丢掉进行讨价还
价的一个重要砝码。第二条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俄国人
不可能归还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由于边界的划分从未达到让双方
均满意的程度，也由于1917年以前俄国人确实占据了中国所宣称的
是属于它的大片领土，如果苏联同意这项条件，不但会把对这个问
题的所有决定权送给北京，而且还得把诸如黑瞎子岛一类的大片土
地还给中国。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是伯力的
天然屏障。鉴于苏联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关于这段边界的划界建议，
中国在声明中提出举行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就显得不太严肃。此外，
后三项条件的目的在于保卫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进攻。这将使俄
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
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