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
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
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
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据信，文
化大革命将制订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国家主
义的泥坑中僵化”。③
随着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西方观察家也采
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
相比较，把文化大革命比做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
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
题的曲解。从1966至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
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权主义政权之一”，通
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文化
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④
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疑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骚乱事
件。然而，目前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促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起源
和后果作如下分析。
起 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
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
根于耳闻目睹的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
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
湎于官僚的日常工作中。大跃进以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
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
土地的公社和那些自然界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间、聪明的学生
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
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
等的产生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
而其根源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
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
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
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认为中国的阶
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对他来说，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是困
难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
会主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
争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党的庐山全会上，
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
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
道理的：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
歧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简洁地所言，“毛
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①
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
斯科试图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
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
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
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
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
的后果。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
的说来，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
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
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
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虑到60年代中期毛已
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苏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如1966年6月他对
胡志明所说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
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
们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②
了解毛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对付出现修正主义的战略，对理解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的办法是号召中
国的大学和中学学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园、然后在较高级的党的官僚
机构中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年代中
期毛对中国青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
由于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革命，他们可能“同帝国主义讲
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
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①但是，毛看来很自信——如同以后的发展
证实的如此毫无根据——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锻炼他们，也有助于清
洗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
一个革命经历，它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
信仰的方法。
这个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毛主义所特有的。首先，这体现了
他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锋党也需
要通过它所领导的人民的批评，进行整风和改造；他相信中国的群
众应参与甚至是国家的最高事务。1967年秋，毛在评价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时，强调这种平民主义理想已实现的程度：“这种大好形势
的重要特征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以往的任何群众运动从未像这
场运动一样得到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动员。”②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战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
的领导人中阴暗面的倾向。毛故意从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仰
的集团中寻求对党的批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50年代中期，在百
花齐放运动中，他在知识分子中就采取过这种做法。在60年代初期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动员农民清洗农村党组织，尽管与此同
时，他承认，甚至在较穷的农民中也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
现在，在60年代中期，他将动员成百万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
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用毛自己的话说，是
准备“否定这场革命”的人——向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③
尽管这个战略是毛的特征，但对共产党来说，仍是极不正统的。
正如弗雷德里克泰维斯指出的，动员学生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党内当权派”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
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
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整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温
和的鼓励，而不是“无情打击”；如果允许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
种参与应该处于正式的党机构或者特别的党的工作组的坚强领导之
下。①况且，通过非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大多数党中央领
导人的不情愿或反对，毛同时违反了第四条准则：党的集体领导和
多数统治原则。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
人，才能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
出结论，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
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说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他不是一
个充分的条件。首先，如同我们知道的，撇开毛自己的个人合法性
不谈，他还拥有决定性的政治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第一，相当深
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支持包括真心拥护的和机会主义的，热情
的和默认的。有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对毛的忠诚，因为毛从
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国家。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
命就如同80年代许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样：他们担心苏联发展模
式会使中国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独裁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人因对
个别干部特别不满而成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红卫兵
说的，中国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上级进行一切报复，从微
小的侮辱到重大的滥用政策”。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群众基础开始解体，因为许多参加文化
大革命的人对这场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乱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毛有能力动员足够的群众支持，从
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对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民本身必须
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
复强调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
和组织者，他们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
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
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
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
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
年晚些时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合乎逻辑的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党的
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
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
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懈斗争”的范例。
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
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赞成他的
决定，那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
年11月，他让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年4月，
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
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
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
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①这就让人以为，周可能确实
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
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邓小平近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
无论是哪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
谅”了他。①
但是，不应该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
草为清洗罗瑞卿提供法律依据的报告。②1966年4月，邓小平似乎与
周一起参与对彭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
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
传部，在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
决议对此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
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
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或者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
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
③
在解释1966年春夏党的机构沉默时，中国人强调毛的个人权威
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这种解释意指毛既在
中国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这种解释使人
进一步联想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敌
我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享有一贯
正确的威信，这种威信只在大跃进的灾难中稍被降低。
近来中国的报道披露，毛事实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林彪和刘少
奇之间选择一人做他的继承人，而党的许多领导人最初就同意林彪
是更好的人选。用邓力群的话说（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的秘
书，在80年代初期负责宣传工作），毛对林彪的偏爱“不能不说得
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因为，与刘少奇相比，林对毛更为忠诚，似
乎对意识形态有更深的信仰，而对军事问题肯定更加懂行。那时，
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面临美国介入的逐步升级，也面临与苏联日益严
重的军事对抗，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显然被这种论据所说服，即“管
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①
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
担大部分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
力、混乱和死亡——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
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
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
的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分裂和不满表面化，
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似乎
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派
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
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