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和反对他的力量。换句话说，每一次清洗即便没有平息毛的愤
怒，至少也为他在党内将反修运动扩大化提供了便利。
五十天《五一六通知》发出了“资产阶级代表”已经“混进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警告，这预示着毛要在全中国对“修正
主义”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不只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在整个国家机
构。在远离北京的华中某地，毛深居简出，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刘少
奇。毛后来说他早已怀疑刘是修正主义分子，其他激进分子则认为
刘就是《五一六通知》里所说的被培养为毛的接班人的“赫鲁晓
夫式的人物”。
无论刘是否完全意识到毛对他的怀疑，他在1966年6月都面临
着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须
以最大的热情和最高的效率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又
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央对政治动员的速度进行控制，尤其是
在大学校园内，他还要保护自己已受到损害的政治基础。从刘在1966
年6月至7月上旬50天时间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摆脱
这种困境。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毛不在北京，主要由他负责党的
日常事务。
到这个时候，激进的师生，尤其是北京的师生，都已获悉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并且了解到毛对“二月提纲”的态度。这部分
是因为一些年轻的教师本身是党员，可以看到有关文件，如《五一
六通知》，这些文件通常在党内传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新成立的文
革小组在北京主要的高校派驻了代表以发动群众支持他们。①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
系的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支持
“二月提纲”的自由化政策，压制学生就海瑞事件引发的政治问题
举行大辩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表的有关材料，聂当时得
到了“中央理论调研组”的直接支持，该组织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
领导，曹携“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指示来到北大。②
毫不奇怪，学校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压制这种行为。在此事上，
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在聂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周就另
外派出一个中央工作组，批评了聂的行为。但是，毛泽东在得知大
字报的内容之后，指示全国报纸、电台在6月1日刊登和广播大字
报并加上鼓励性的评论。这一决定，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整个北京大
学领导机构的改组，无疑说明作为反修运动一部分的群众运动是天
生合理的。同时，中央宣传部改组之后，对中央新闻媒体也换上了
另一班人马。这样，《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煽动性社论也就越来越
多。
由于上述鼓励，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校园里都贴出了师生员
工写的大字报。大多数大字报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招生程序、学
期考试、课程设置等是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是指责学校领
导甚至更高一级的官员支持修正主义政策的。这些不满意见的总爆
发，就像在北大一样，许多是得到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领导的文革
小组的鼓励的，是他们进行协调的。没多久，学校的领导权威就垮
台了，学生和教工的纪律观念也丧失殆尽。
这一迅速的政治衰退过程——不同意见的崛起和现存权威的垮
台——成了刘少奇颇为担忧的问题。①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指示的情
况下，他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希望藉此既能显示他反对修正主义的
决心，同时又能将学生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开始，他命令各
大学暂停招生半年，以获得时间对大学的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重新
审查并加以改革。同时，他下令成立了工作组——大概有400个工
作组，1000多名组员——并将他们派到大、中学校以及金融、贸易、
工业、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共产党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经常派
工作组，所以刘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决定是正常的、恰当的、无可
非议的。
导致刘少奇最后毁灭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组这一做法，而是给工
作组行动作的指示。工作组明显被告知，政府机构里有大量的官僚
主义的一般干部和高校里的教职员应当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
们的职务。例如，在财政部据说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
工作组被授权可以罢免2/3的官员的职务。在大学里，许许多多的
一般行政人员和教师受到攻击，开始了长达10年的恐怖统治。
工作组也得到指示，在全国的主要大、中学校恢复党的领导，
并将学生运动置于其控制之下。7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回
顾了北京市各中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学校的主要工作
是“恢复党支部的领导”和“增强工作组的力量”。①安徽省委第一
书记用更为直率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凡是领导权不
在我们手中的单位，必须立即派去工作组，把领导权夺回来”。②
重申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意味着要遣散激进的学生及其教师中
的支持者。国家政策还是允许学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但只限
于校内。可是，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工作组急于控制学生运动，采取
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大字报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
方则规定，只有经工作组同意后方可进行此类活动。有些激进的学
生被开除出团，部分被押上了批斗会，有的甚至被送往农村劳改一
段时间。由于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工作组在许多大学恢复了一定的
正常秩序。
一部分学生听从劝告停止了政治活动，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限
制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对抗情绪。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来与工作
组对抗，有的还冠以“红卫兵”的称号，尽管刘少奇将他们定为“秘
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组织也无所畏惧。③另外一些学生组织也
在工作组的支持和授意下成立了。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学生运动不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组压制激进派的问题很快就在高层领导中引起较大的争
议。7月初，蒯大富——清华大学非常激进的学生之一——受到驻校
工作组的批评，这件事成了北京党的高层会议的议题。在那次会议
上，刘少奇说蒯是一个惹事生非的家伙，康生则替他辩护，认为他
有权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直到此时，众人才认识到蒯大富之类的
积极分子与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蒯与之
斗争的工作组却是根据刘少奇的指令派驻的，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
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①这样，刘的
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组的举动系在一起了。
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正在重犯60年代早期农村社教运动时刘
少奇所犯的错误。②那场运动是为了反对农村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资
本主义倾向而发动的。刘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组到基层党组织，
限制农民参加整党，批判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层领导的职权。
在毛的眼里，60年代中刘在政府机关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与过
去的错误如出一辙。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批斗，群众运动受到限制，
完全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官员的同情态度。
十一中全会
毛对刘少奇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运动
的处理十分愤怒，因此7月中旬他突然中断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
在返回首都途中，毛畅游长江——这一行动旨在证明在未来的政治
斗争中他的身体没有问题。毛在杭州期间一直在工作（虽然是幕后
活动），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因而受到中国新闻媒介
前所未有的颂扬。新华社对毛此举的报道开头为“七月十六日这一
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继而在讲到汉口一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民兵
见到毛主席时，“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
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
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然后，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
请毛参加即将举行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泳
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①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
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
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
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
行，省委也不行。”②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
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③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
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
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
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
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
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
革命师生代表”，④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设施
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
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
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⑤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
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
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
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
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
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
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
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
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
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
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
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
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
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
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
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
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
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
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
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①全会
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
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
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
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
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
场运动的观点，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
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
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
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
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
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
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
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
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
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
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
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
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①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
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
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
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
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
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
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
—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