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过程，“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德裔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那引起国际学术界强烈反响的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Asian Age）的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公元1500～1800年，在他看来这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出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批判了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所构架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或“经济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案臼。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1800年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他说“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他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人中国，或者用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对于弗兰克的新论，各国学者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争论的焦点在于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所提出来的研究1500～1800年的历史应当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这一观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澳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中介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即《明史》中的满刺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马鲁古群岛（Moluccus Islands，即《明史》中的美洛居）。从1524年起，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澳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以后又通过“租借”的手段使澳门成为一个可靠的基地。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晚明中国与新航路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其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卓有成就的博克瑟（C。R。Boxer）说，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基地；1571年在日本的长崎获得了另一个基地。此后获利丰厚的贸易便达到其鼎盛时期。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人了黄金时代。澳门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在葡萄牙人人居澳门，并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后，这条航线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活动，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由中国贸易舰队司令指挥的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美洲经里斯本运来的白银在抵达澳门的一年里，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以及铅、水银、糖、赓香、获荃、棉纱、棉布等商品，到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在澳门用日本的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黄金及其他货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印度。于是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航线渐露端倪：第一条是澳门——逞罗（泰国）——马六甲（今马来西亚）——果阿（今印度卧亚）——里斯本（葡萄牙首都）航线；第二条是澳门——长崎（日本）航线；第三条是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第四条是澳门——东南亚航线。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航运中心，使中国纳人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人全球贸易的网络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体系的新格局。
首先是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葡萄牙人的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铜、水银、寮香、朱砂、获荃、瓷器等商品，从澳门运往印度的果阿，再由果阿运往里斯本，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0000两，利润达白银360000两年；1636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以6000担，价值白银480000两，利润达白银720000两。从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而以白银为大宗。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致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澳门进人了中国。
其次是澳门——长崎的贸易。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每年五六月由果阿起航装载着印度等地出产的香料以及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白银，抵达澳门，在澳门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商品，于第二年前往日本，起先停泊于平户、横懒浦、福田港等港口，后来集中于长崎港。在那里把中国货出售，换回日本的白银及其他商品，乘同年的季风返航澳门，再用日本的白银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等，在第三年秋天返航果阿。在果阿——澳门——长崎——澳门——果阿的远程贸易中，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博克瑟把1557～1640年称为澳门与日本贸易时代。早在澳门开埠之前，葡萄牙人就活跃在中国与日本从事贸易活动了。1557～1640年间澳门与长崎几乎同时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一跃而为世界有名的中转港。神甫冈萨尔维斯大约写于1570年的文件称，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仁慈堂，约有五千多基督徒，常住人口与短期逗留人口总共一万五千至二万五千之间。最初到澳门的葡萄牙移民主要是娶马来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与日本人为妻。1564年以后随着澳门中国人口的增长，葡萄牙人与中国人通婚已日趋普遍，据1637年彼得？芒迪的《澳门纪略》透露，澳门居民的妻子不是中国人就是中葡混血儿后裔。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日本的长崎在1570～1636年间也成了葡萄牙血统的日本人很活跃的城市。可是到了1636年住在这里的所有欧亚混血儿以及他们在日本的妻子、母亲统统被赶到澳门，成为澳门居民中的另一新的群体，以致于形成了一条日本人街区。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对于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从日本的战国时代末以来，由于国内统一，社会秩序渐次恢复，社会生活安定，各地的机织业勃兴，大内氏城下盯山口的机织业闻名遐迩，最大的机织地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的产量不足，17世纪初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约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倭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独占了日本的贸易，这就是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葡萄牙人在这种独占贸易中的利润是巨大的，以1600年左右，一艘葡萄牙商船从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的利润如下：白丝，75～87％；丝线，164～186％；绸缎，111～127％；黄金，44。4％；麝香，75～130％；水银，125～130％；糖，100～200％；茯苓，300～354％；白铅粉，155～160％；棉纱，128～157％；棉布，177～186％；铅，113％；大黄，100％；甘草，200～223％。
据统计，崇祯时期每年由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的总价值都在白银100万两以上，其中崇祯十年（1637年）为2144635两，有时甚至超过300万两。生丝在其中占最大的比重，例如崇祯八年（1635年）运往长崎的生丝达2460担，以每担售价银台以600～1000两计，总价值达以1476000～2460000两。
此外还有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时而表现为澳门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之间的贸易竞争形式，时而又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出现。因此博克瑟说：“南中国海两个伊比利亚殖民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所属中转港相互之间在协同竞争中并存”。然而1580年菲力普二世就任葡萄牙国王后，托马尔议会通过了禁止两个中转港间的贸易协定（1581年）。1614年上半年荷兰对这两个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这项禁令才稍有缓解。但两国贸易仍处于静止状态。一方面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希望能同马尼拉进行贸易，因为西班牙商船把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从阿卡普尔科——德华雷斯运到马尼拉，他们不希望西班牙商船直接到中国、日本、澳门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喜欢化大代价通过澳门贸易中介，更喜欢直接同中国、日本进行贸易。不过尽管有贸易禁令限制，澳门与马尼拉两个中转港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贸易始终未曾中断。当葡萄牙摆脱西班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于1642年传到远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荷兰人不断骚扰澳门的海上贸易，加之南明的抗清运动，使澳门对广东的贸易陷人严重的混乱之中，对马尼拉的贸易也一度关闭，澳门只能开发同东帝汉、望加锡、印度支那、逞罗的贸易予以弥补。声名远扬的海上巨头郑芝龙西人称郑芝龙（西人称为Nicolas Iquan）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穿梭于海盗与官军之间，为澳门葡商代理日本贸易。郑芝龙是继海商林凤（西人称为Limahon）、李旦（西人称为Ardrea Dittis）之后，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有贸易交往的中国著名海商集团首领，足以显示中国在当时远程贸易中的实力。在郑芝龙势力的鼎盛时期，出人长崎港的郑芝龙商船数远远超过荷兰商船。
荷兰学者约格尔指出，16世纪欧洲对统称“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的兴趣，逐步扩大的富裕阶层以及艺术品收藏家们愿意出高价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但是当时操纵亚——欧贸易大权的葡萄牙人更注重亚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自从1557年葡萄牙在中国大陆的澳门获得立脚点以后，同中国商人展开有规模的贸易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商品进人欧洲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价格昂贵。荷兰人试图打破这种格局。1595～1597年，科尔内利斯？豪特曼绕过好望角获得成功，使得荷兰贸易公司短时间内在荷兰崛起，介入东方贸易。1602年，各公司组成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的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市场怀有浓厚兴趣，著名史学家皮特？范？丹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志》的“论中国”一章，开宗明义便说：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即着眼于中国的贸易，因为中国货可望在欧洲获得巨额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据点像葡萄牙人那样利用澳门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产品的日本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中国货，并切断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从16世纪末到16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荷兰人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根据地，东北向中国、日本海上发展，西北向印度发展，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等地出产的胡椒、香料等商品的经营成了荷兰人的专利。1602年以前，荷兰共有65艘商船来到东方，1602～1610年间，荷兰有69艘商船来到东方。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5年到1622年的年利分配成数大体呈现跳跃上升态势：1605年，15％；1606年，75％；1607年，40％；1608年，20％；1609年，20％；1610年，50％；1611年，37％；1611年22％。1622年荷兰人攻击澳门未遂，此后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在此与中国商船开展贸易。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鸡笼设立货栈。台湾很快发展成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之后便迅速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
三、“马尼拉大帆船”中国与“新大陆”的经济纽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后来麦哲伦绕过美洲南端进人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然后返回西班牙桑卢卡尔港，不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证明美洲是亚洲以外的另一块大陆。于是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成为西班牙人关注的焦点。早在香料群岛驻扎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容忍西班牙人进人这个当时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贸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