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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然说：“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千万不能闭关锁国，必须打开国门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又问，“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怎么与日本的民族特性有关呢？”静怡说：“ 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静然问：“日本的民族特性是些什么东西？”静怡说：“这些特性有四点特定的内容。 第一是日本人的团结。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讧，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战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正在实现，惟独有一样不好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目前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再说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再说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静然道：“怪不得他国家那么小却劲头却那么大呀！” 静怡道：“这就叫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的抗战就是需要全民族团结，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方针是无比正确的。”静然又问：“日本民族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
静怡说；“这就是日本人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静然道：“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还真是值得学习。”静怡说：“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是明智之举。孔老夫子早就说要不耻下问，可惜我们的清朝祖宗夜郎自大，最终落后挨打。”静然问：“日本民族的地三个特性是什么？”
静怡说：“就是日本人的创造性摹仿性。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静然说：“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表现在精神上，看鬼子打仗不就是拼命不怕死，甚至还剖腹自杀吗？”静怡道：“是的，科学上不服输，政治上精神上就是要不屈服，我们今天就是最需要不屈服。”静然又问：“日本民族的地四个特性是什么呢？”
静怡说：“这就是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上述这些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日本的强大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民族特性，促成了日本的强大，因为强大，才使他有能力敢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静怡一口气讲完了第二个问题。静然高兴道：“姐姐，我总算彻底明白了从日本方面看，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为什么能侵略中国，您再接着讲，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
静怡说：“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静然问：“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静怡道：“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静然气愤道：“这真是欺人太甚！”静怡说：“谁叫你穷呀，人穷，富人瞧不起，国弱，同样强国瞧不起。这真是我们的耻辱！”静然又问：“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静怡说：“ 第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静然道：“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呀，它应该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静怡说：“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