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员：……好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也还是在那一次，你还负责送过一汽车礼品？
武振海：李居博说是一汽车？
记录员：不要随意插话，我们现在是问你。懂了吗？
武振海：懂了。你问吧。
记录员：是送了整整一汽车吗？
武振海：不是一汽车，是三汽车。
记录员：三汽车？你能确定吗？
武振海：我已经保证过了，如果我说假话，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记录员：三汽车都是什么东西？
武振海：一汽车全是名酒，一汽车饮料，还有一汽车进口水果。
记录员：名酒都是什么酒？
武振海：就两种，五粮液和茅台。
记录员：具体有多少箱？
武振海：大概有四十多箱吧。
记录员：价值多少？
武振海：那你们得问李居博了，这一箱茅台，差不多也有四五千吧！一箱五粮液，我看还不得六七午，你们算算，大概得多少钱？李居博是分管财务的，他干的这些事情，他什么不知道？把他找来一问不就清楚了？
黑胖子这时突然插话问道：这三汽车东西都送给谁了？
武振海：说是公司由于业务的需要，都送给开发区了呀！
记录员：……开发区？哪里的开发区？
武振海：就是市里的开发区呀！当时老书记刘石贝就要退下来，马上要到开发区去任职。李居博说了，水运公司要支持开发区的发展，反过来，也是对老书记多年来对水运公司支持的感谢，所以领导们一致同意以实物支援。因为老书记到开发区上任时，需要这些东西……
记录员：你送给开发区谁了？
武振海：不是我送的呀！是安排我负责清点数目的。具体送给谁了，那要问李居博，我们怎么能知道！
记录员：当时拉这些东西时，不是你们水运公司的车吗？
武振海：那么多东西，怎么能用我们的车？要用我们的车，我们公司里不就谁也知道了？哪还不吵翻了天？
记录员：负责来拉这三车东西的人是谁？
武振海：杨肖贵呀！就是刚刚抓起来的那个杨肖贵！要不是杨肖贵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还敢在这里给你们说这些吗？那家伙在嶝江纯粹是个黑社会头子，要在平时，若要走了风声，让他听到什么，那可是逮谁灭谁。阎王要你半夜死，谁敢留你到三更？怕哪！
记录员：你敢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武振海：怎么老问这个问题？你们不是组织上派来调查问题的吗？我刚刚写了入党申请书，对组织我怎么敢说假话？我刚才已经说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呀！
说到这里，记录员似乎还想再问什么，坐在一旁的黑胖子突然挥了挥手，大声制止道：不用再问了！把李居博马上叫过来，让他们当面对质，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分钟后，李居博便赶到了9楼套间。
大概事先已经通过电话了，李居博一来到九楼，便把武振海叫到了另一个房间里。
李居博一进房间就满脸不高兴地说道，“振海，你说句实话，我当经理那几年，对你怎么样？我亏待过你没有？“
武振海见李居博气急败坏的样子，以为调查组把他刚才说的那些都翻给李居博了，于是辩解道，“那我有什么办法，当时就是你负责的嘛，我总不能说送的那些东西都是我决定的吧。我要不说出你来，难道会是我从库房里偷出来的？说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嘛。”
直到说了好半天，李居博似乎才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武振海想的根本就是两码事。于是他赶忙说道，“弄错了，弄错了，你看你，也不问明白，就瞎说一气，现在根本就不是查我，你懂不懂？现在要查的是夏中民！明白吗？我实话告诉你，汪书记已经同意了，我马上就是水运公司的总经理！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是能配合我，只要我一到任，办公室主任马上就是你！你一定放心，我这个人你也不是不清楚，我一向说话都是算数的……”
武振海猛地张大了嘴巴，好久没有合拢，他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回事！他们几个要告夏书记！
李居博接着说道，“振海呀，夏中民现在是兔子的尾巴，在嶝江呆不了几天啦！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干吗还为他卖命呀？他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他从来也不认识你，你也根本就不认识他，你还能指望上他什么？就像刚才的事情，我都已经承认了，你只需要说有那么回事就行了，干吗非要说得那么清楚？你是不是糊涂了？什么把烟直接送给汪书记？谁让你这么说的呀！你就说是你送的就完了，多那些嘴干什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将来汪书记要是知道了，你还怎么在嶝江这个地方呆？还有老书记刘石贝那儿，你不是故意要给自己过不去嘛！”
武振海仍然有些惊骇不已地说，“……我没想到，怎么是这么回事。可，可这都是真的呀，我又没说假话；而且人家就是这么问的，我能不回答吗？”
“怎么不好回答？看你精精干干的，怎么净干这些没头脑的事情？”李居博显出一副长辈的样子，“人家要再问你，你就说是你负责送的，具体送给谁，我这里有底子，有记录，主要责任都在我这里，你担心什么？跟你又没有直接关系，我都不怕呢，你还怕？好了，现在再挽回局面还来得及，一会儿咱们一道过去，你就说你记错了，想不起来了。人家要再问你是不是送给夏中民了，你说我当时也闹不清了，大概是吧，反正是送给那天剪彩来的一个领导了。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说一下就行了，别的就不用你再管了，好吗？”
武振海低着头，好久好久不说话。
李居博大概是等不及了，不禁又问了一句，“振海呀，我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你想想，等我过几天上了任，我还能忘了你吗？你家里的情况那么困难，快三十的人了，连房子都还没着落，只要我上了任，你还发愁什么？……说话呀！行不行，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好不好？”
武振海又沉默了好久，终于抬起头来，慢慢地说道，“我想好了，我不能做这种亏心事。我要是害了人家夏书记，我这辈子还怎么在水运公司做人哪。”
听了这话，李居博一下子来了气，“武振海，我问你，夏中民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你非要这样护着他？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哪还有你这么傻的？”
“可人活在世上，总得讲良心吧。”武振海昂着脖子说道，“再说，一个人要是好赖都不分了，那还是个人吗。我想来想去，虽说夏书记并不认识我，我也并不认识夏书记，但夏书记可是大伙都夸的一个好书记，这么好的一个书记，我为什么要害他……”
“简直不可理喻！”李居博终于发作起来，“什么好赖不分，让我说你真是不识好歹！我告诉你，武振海，我已经都承认了，那些烟和酒都送给了夏中民，你要是说你送给了别的什么人，那后果是什么，你自己斟酌吧！还有，我都承认了，你不承认又能管什么用？我承认是你送的，你不承认，也不想想调查组将来会相信你还是相信我？阳关大道你不走，非要走你的独木桥，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将来只能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武振海好像一副死心塌地地样子，等到李居博发作完了，才说道，“……那我也认了，就是我死了，也死干干净净，一辈子也不后悔。既然你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承认了，那还找我来干什么？我真想不通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来这里，你让送的东西，为什么非要让我来承认？你送给西家的东西，又为什么非要让我说送给了东家？你说我不识好歹，那我也告诉你，我就不信共产党会让你们这些人掌权，就算你今天掌了权，像你们这样子，过不了几天，迟早也得完蛋。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好让你们哄的，就算你们哄得了今天，还哄得了明天……”
李居博猛地嗷叫了起来，“那就等着吧！好好等着你他妈的有什么好果子吃！狗肉不上席，天生的就是一辈子打工的穷命！滚！马上给我滚……”
……
武振海从宾馆里出来时，直觉得步子越来越沉，身子也越来越软。
活了快三十岁了，还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情。
从宾馆到家只有两站地的路，他走了足有一个多小时。
回到家，妻子陪着孩子早就睡了。孩子刚刚过了一岁的生日，长得人见人爱，此时正睡得分外香甜。
房子很小，还不到四十平方米，说是两室，其实也就是一间半。过道其实就是饭厅，办公室也就是卧室。
他慢慢地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桌子旁坐下来，看看时间，已经深夜了，却毫无睡意。
一种预感在告诉他，今天的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肯定有个大背景。
说实话，他对今后将可能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感到害怕，但他并不为今天所做的事情后悔。
他惟一担心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当然，他还担心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他并不认识，可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夏书记。夏书记每一次同群众对话的节目，他从来都没有误过，每一次都会让他看得泪流满面。
他知道像夏书记这样的人，肯定会有人暗算他。
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坏人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那个叫李居博的家伙，今天这所以敢那么放肆，敢那么毫无顾忌，肯定是有后台的，他说得没错，汪思继肯定会支持他，还有那个刘石贝，也都会支持他。问题是，像李居博这样的人真的上了台，那他今后的日子将会怎么过？等待他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其实李居博已经告诉他了，你他妈的等着吧，看你有什么好果子吃！
那他们会把自己怎么样呢？
他们如果真的想干什么，真的想把夏中民推上被告席，自己肯定是他们第一个要排除的对象！
这个毫无疑问，你自己都想到了，他们还会想不到？
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心里反倒越来越坚定。就是他们把我整死了，我也绝不低头！
他慢慢地拉开抽屉，翻来翻去，终于在里面翻出两页稿纸来。
想了好久，他终于写了起来。
……
亲爱的妻子，请你看后，一定要把这封信转给爸爸妈妈，转给单位的领导。我今天碰到了一伙坏人，他们自称是昊州市派下来的调查组，住在嶝江宾馆，专门来调查夏中民书记的问题。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调查问题，而是要陷害夏书记！他们非要让我说前年送给汪思继的两箱软中华香烟，是送给了夏中民书记，还要我作证，说前年送给开发区刘石贝的三汽车名酒饮料和水果，也是送给了夏书记，这都是根本没有的事情！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我完全可以作证，我从来都没有给夏中民书记送过这些东西！我今天之所以要写下这些东西，就是要告诉你，还要让你告诉所有的人，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什么不测，那肯定是他们陷害的！我并不怕死，我怕的是让我白死！你一定要为我申冤，为我辩白，一定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和政府，让党和政府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要让党和政府明白，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陷害夏书记，你千万要给党和政府说清楚，一定要保护好夏书记……
……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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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肖贵是两个小时前刚刚被押进市看守所的，当他一看到押解他车上的那几个字，就意识到这回大概真的是完了。
杨肖贵了解他身体上的毛病，他十五岁时曾患过严重肺炎，持续高烧，咳嗽，吐血，因为没钱治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也就是那一年，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当时已经是嶝江市委副书记的刘石贝！
母亲比刘石贝年轻近二十岁。他们相互认识时，刘石贝当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而母亲只是一个刚刚来公社上班的临时话务员。
那一年，刘石贝已经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刘石贝答应过要跟母亲结婚的，但后来却对母亲说，他要是跟母亲结了婚，这辈子他的前程就算到头了。不过刘石贝跟母亲做了保证，请母亲一定等他几年，等他过了眼前进步需要的几道坎，然后他就同他现在的妻子离婚，等一切平稳了，就一定同她结婚。
只是让他们谁也没料到的是，母亲却在此时怀了身孕。那时候堕胎是非法的，而且医院审查得很严。
已经怀胎近五个月的母亲，眼看瞒不下去了，而只有十九岁的她，想不出任何办法，只能一次一次地去找刘石贝。
越来越没有耐心的刘石贝，对母亲最后的一次回答，就是在山间一个小树林里的大打出手。
母亲说，那时她就看出来了，刘石贝就是要踢掉这个孩子，就是要让她流产！但让他们同样都没想到的是，几乎能要了人命的这两脚竟没能把孩子给踢掉，而是把母亲踢成了肝破裂！
当昏迷不醒，一直大口吐血的母亲被抬到县医院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是当时的一位老县委书记，也是当时刚刚复出的县革委副主任亲自把她安排进县医院的。
母亲记得很清楚，那位老书记名叫王瑞。
那天，王瑞跟已经脱离危险的母亲几乎谈了一天一夜。王瑞给母亲说，刘石贝已经找过他了，给他认了罪，下了跪。按说，像刘石贝这样的行为，那绝对是罪不可赦，判刑坐牢，游街批斗，怎样处置他也都不为过。可问题是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上乱成这个样子，你们的事情一旦吵出去，他一辈子的前途肯定完了，你呢，也肯定要受牵连。你想，让那些红卫兵组织知道了，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那也得给你戴上高帽，挂上破鞋，满县里四处批斗游街？你年龄还小，涉世也太浅，如果真这样了，那这辈子还活不活了？
杨肖贵记得母亲给他说过，那些日子，母亲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在医院里了。母亲整整想了一个多月，经王瑞从中说和，最终达成的条件是：在邻县给母亲找一份工作，一次性给母亲补偿三千元，孩子由母亲扶养，从此一刀两断，永不见面。
一份简短的协议了结了母亲和刘石贝的恩怨，一人一份，上面都摁上了各自的手印。
杨肖贵五岁的时候，那个叫王瑞的老书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一年，再次被揪斗打倒，不久又突然去世。母亲是一年之后才得到的这个消息，最让母亲伤心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