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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小萍的IBM跟前，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查看她的上网记录。而后就被周小萍叫去了。周小萍问我要底裤。我说，我怎么会有你的底裤呢？周小萍说，哎呀，笨蛋，我是说把你的给我穿一下！于是我乐滋滋地取了一条宽大的四角底裤给她。于是我想这下子我俩真是穿一条裤子了——时间向前推两年，有一阵子唐艳也喜欢穿我的四角底裤和被淘汰的T恤睡觉，从而取代了她那条据说是700元人民币的睡衣。那时候我也是这么乐滋滋的想的，结果一条裤子还是没有穿成。
洗完澡之后的事情是这样的。我被周小萍强迫去洗澡。洗完之后我俩躺在床上。周小萍依偎在我怀里，说，要是我得了非典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我想了一下说，你希望我跟你在一起吗？周小萍说，我问你呢。我说，我听你的。显然周小萍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但她很快忘记，把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朝向我们，放储存的一部恐怖片。我一向胆小，不敢看。周小萍就扳过我的脑袋逼我看。我闭上眼睛，她就用手撑开我的眼皮。而她一遇到吓人的场面，就扑倒我怀里，或者用手捂住眼睛，然后又忍不住透过指缝看。
我搂着她，乐滋滋地想，那些刚结过婚的小夫妻们的小日子也不过如此吧？嘿嘿！
《毕业一年》第三章26
周小萍从我这走之后的第三天，英美联军攻进了萨达姆的总统府。新闻上说美国大兵被里面的豪华陈设吓得目瞪口呆。我们处里这帮年轻人都觉得这场战争肯定不会这么虎头蛇尾结束的。因为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之类的精兵强将根本还未出现。而据说巴格达实际上在地下数十米处有另一座地下城市，坦克装甲车可以在城市里很多地方自由行驶。电视上有位军事观察家就说有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等待着英美联军。那几天战争局面看上去仍然前途未卜。
地球那边在打仗，地球这边老李给我们这些小卒子们发了封邮件。大致意思是说对外合作处将选派一名业务骨干到驻外机构工作，为期两年。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处里将根据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工作表现等方面来进行考核，并且结合每位申请人的工作答辩来最终决定谁能胜任这项工作。
看到这条消息后芳芳脸蛋通红、两眼放光，显得蠢蠢欲动。我也似乎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亮点。可我刚来不到一年，估计这等好事也轮不到我这种一向倒霉的人。无论如何，得搞清形势再说。万一不小心被选中了呢？
得知消息后，我在QQ上向芳芳进行了咨询。
夫妻肺片：去那块工作很爽吗？
想飞：没去过不知道，应该挺好的。这种事并不是你是个硕士或者博士就能去的。
夫妻肺片：那你什么打算？你来这破地方快三年了，我觉得你肯定够条件！
想飞：唉······你知道什么啊？这里面问题复杂着呢。你以为考核很重要吗？答辩很重要吗？我敢保证，答辩之前他们早把人选定了。
夫妻肺片：我靠，不会吧！那他们搞这么多花样干吗？
想飞：小伙子，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呐。
夫妻肺片：看来我是没戏了。
想飞：小伙子别急，你还年轻，以后的机会多着呢。
夫妻肺片：以后？我觉得我前途渺茫啊！
想飞：哦······
“哦”是什么意思？
我瞅了芳芳一眼，心中满是郁闷。这就是工作三年的和工作一年的之间的区别。工作三年的在关键时刻绝不会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当然，区别还有很多。比方说前一阵领导检查工作。我就不搞清芳芳用了什么办法，最后让赵处长批准她来汇报我的工作。这真是天方夜谭！我负责北美这块，她负责亚洲那块，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进展呢？可那天打扮性感的芳芳在给部里老头级的领导汇报工作时，似乎对我的工作了如指掌。我在台下听着听着都不觉赞叹：哎呀，原来我干了这么多工作呐！
我整整一上午都在回忆工作将近一年来遇到的千奇百怪的事。越想越气，一怒之下几乎想把这座办公楼放火烧掉，一瞬间灰飞烟灭，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前几天我给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外友人拍照，赵处长说好了要一张某位大领导的特写。我特意抓拍了十张，让赵处长从里面挑出一张来。结果赵处长责怪我工作不用心，理由是这十张里那位领导都面貌丑陋、张牙舞爪。可领导他妈生下的领导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再比如刚来那阵子，我成天到晚埋头苦干，结果领导和群众都不满意。领导觉得我不分轻重缓急、工作毫无成效；群众觉得我老在竭力表现自己、结果显得他们都在白吃饭。后来芳芳实在看不下去，就旁敲侧击地告诉我，工作干了多少不取决于你的工作量，而取决于领导知道你干了多少，即你的显示度是多少。显示度高奖金则高，显示度低奖金则低——这也是我们这些小卒子们争先恐后地以汇报工作为由给领导发邮件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单位出了屁大一点事领导都知道的原因，以至于到最后搞的整座大楼都知道JB得了痔疮且久治不愈。
中午吃饭，我们这些小卒子们在食堂的单间里凑在了一块，准备大吃一顿。这其实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对外合作处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大名校的男生女生就凑在饭桌前，提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探听别人的想法。
这天中午，我们点了水煮鱼、手抓肉、糖醋鲤鱼等。饭菜丰盛，可大家都好像死了娘似的吃不下去。有人喝饮料、有人剪指甲、有人发短信、有人掏鼻子，有人咳嗽了一下，结果把大家吓了一跳，恨不得把她掐死。一向以老大姐自居的芳芳八面玲珑，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她说，去美国工作离家太远，我妈妈是不会答应的，她还盼着抱孙子呢。西欧说，我听我女朋友说，去美国工作也就是接接电话写写文稿之类的，特枯燥。JB说，这工作很麻烦，因为有时候会接触一些机要文件，这样的话以后你要重新找工作就会很麻烦。他们会根据你的工作性质限定一个解密期，多则十年少则三年。其它的兄弟姐妹也都找了类似的理由。还有个说在国外找女朋友太难绝对不去。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刚来不到一年，没资格谈这事。他们似乎对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说法比较满意，都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那天中午在饭桌前面，虽然当着大伙儿的面我说我刚来不到一年，资历不够，可能还没资格谈这件事情，但在几天后芳芳给老李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仍然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我。本来这是叫人荣幸的事，可我听了老李的话却怎么都乐不起来。芳芳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牛顿到咱们单位还不到一年，不过成熟得较快。刚过春节他就打算跳槽或者考研，而且还打听合同和户口的相关事宜。春节过后我和牛顿到广州出差，本来这是您和赵处长给我俩的锻炼机会，想让我俩出去见见世面。但是牛顿呐，唉——净说一些怪话。说什么广州现在病情闹得很凶，领导才派咱们两个小替死鬼去，这单位真没得混啊。还有，他接替张师傅的工作，能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这可真是我们这些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可牛顿好像对参加这类会议毫无兴趣，还说什么今天又见到这些贪官污吏腐败了。我觉得光这一点，就说明他政治上很不成熟。派这样的人去驻外机构工作，我不服气。——当然以芳芳的语言技巧，所说的话比我推测的大致意思要隐讳、婉转得多。
当老李在他家给我提到这件事时，我已经为了前途几乎要狗急跳墙。我说去广州开会根本不是那回事。从广州回来她就没给过我好脸，知道为什么么李处长？老李问，为什么？我说，她未婚夫跟别的女人有一腿，她气不过，结果在宾馆——说到这里我故意停顿了一下，而老李显然对这种话题非常感兴趣，咽了口唾沫急忙问，你俩难道在广州犯错误了？这可不好！我说，怎么会呢？李处长。她、她晚上主动来我房间洗澡，还不关浴室门。还好我定力强，没犯错误。她觉得这件事她特没面子，回来以后处处和我过不去。现在又在您跟前告状······听完我慷慨激昂的陈述，老李终于同情地点点头。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毕业一年》第三章27
对外合作处的小卒子们在柳絮飘飞的4月大概只关心三件事。其一，去驻外机构工作，这几乎决定着每人的命运。我和芳芳不约而同，想起前一阵西欧频繁找老李汇报工作。西欧女朋友在办公厅，消息灵通啊，看来小伙子目前仍处在上锋。芳芳这几天也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查找前几个月的文档，又是对着电脑敲敲打打。我猜她在给老李做汇报，或者在为即将到来的答辩做准备。也许我也该写点什么。可仔细一想又觉着自己什么都没干。其二，伊拉克的战局。想当初萨哈夫说美军已被困在城内，后路已被堵死，侵略者将被活活烧死在他们的 坦克坟墓内。我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都等待着一场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残酷的巷战。可事到如今，萨达姆老头似乎大势已去。电视里，总统府里的一枝黄金冲锋枪被美国大兵玩来玩去，好像一根烧火棍。其三，眼下的疫情。大家盯着“新浪”上忽高忽低的数字，都盼望着赶快放假。但上级发下文件，要求我们坚守岗位、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所以即使无事可干，我们这帮年轻人还得坐在办公桌前，上网、喝茶、看报纸、玩游戏、准备即将到来的答辩。最后，时隔两年，我在这个柳絮飘飞的四月接到了唐艳的电话，真叫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唐艳联系我时我照旧斜靠在松软的椅子里上网，一幅半死不活的样子。我懒洋洋地从桌上摸起手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而且是139的。要知道经常给我打手机的就那么几个穷苦人，除了周小萍其它人用的大都是136。
我拿起手机说，喂哪位啊？手机那边的姑娘说，你好，请问是牛顿吗？我、我是唐艳。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就蒙了，好像机器短了路。即使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仍条件反射地准备像平常那样以一个穷鬼的身份说是这个号码吧我给你打过去——当然毕业一年我仍是个能分清场合、能管住自己嘴巴的人。我结结巴巴地说，哦你好，唐艳，好久没联系了。唐艳说，你过得怎么样？我现在在北京，来了快一年了。我就装着不明真相的样子虚伪地说，哦是吗？都来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跟我联系啊！不管怎么说，一顿口磨菜心我还是请得起的。手机那边沉默了一下，唐艳轻轻说，你、你还记得口磨菜心啊？其实这话刚说完我就后悔了，恨不得扇自己个大嘴巴——口磨菜心是她最喜欢的菜。俺俩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改善生活时她经点，一来爽口、二来便宜——她说你还记得口磨菜心之后，我就说，是啊。她说，我在电视台一个栏目做主持人。一听这话我立刻觉得比人家矮了半头，但还是故作惊讶地几乎要叫起来。我说，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哎呀哎呀那可真了不得！我不经常看电视，不然早知道你来北京了。她就说，唉······其实没多大意思，跟从前想得不一样，你现在过得还好吧？
我们大概聊了10来分钟。才说了10来分钟，我手里的破手机就烫得像块烤红薯，拿着它说话都觉得没面子。唐艳说前一阵她在演播厅录制完节目后，回到家就开始发烧，烧到了38度，而且还咳嗽。她胆子小，不愿意去医院，就自己在家躺在床上，准备温度超过39度才打电话叫120。像任何一个以为自己即将见上帝的人，唐艳独自躺在床上想起了很多如烟往事。她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青春期想起了大学时光。我是她大学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因此她也想到了我——
时光前推两年多，那时候的唐艳同学也是得了病之后不敢去医院。她要是拉肚子、发烧什么的，就让我伪装成病人去校医院讨药。时间一长，我练就了一身伪装的好本领。我采取的方法是早上不洗脸不刷牙不吃饭，然后到操场上跑两圈，搞得自己面色惨白，这样到了医院指指肚子或者指指脑门，医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的校医只管开药不管看病。若是碰到了头脑清醒明察秋毫的医生，还是老老实实说真话为妙，不然你真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就说，医生，我、我女朋友发烧了下不了楼叫我来开药开不到药就不让我回去见她。一听这话，冷若冰霜的医生一般就会笑吟吟地挥动大笔、开最好的药。
综上所述，唐艳那边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毕业一年，已经打入电视台内部的主持人唐艳体温略微升高，因此神经高度紧张、也以为自己染上SARS。她觉得在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虚无飘渺，觉得早就该和我化干戈为玉帛······结果她没死，只是虚惊一场。但这场虚惊改变了她的人生观，至少改变了她对我俩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看法。因此在她所主持的栏目已无法开工的情况下，唐艳主动打电话给我。
当唐艳主动打电话来说希望下班后大家能见一面时，我拿着手雷一样的破手机，心中生出几分犹豫。首先，按照人在江湖、安全第一的原则，在这种非常时期去见她显然是不明智的。电视台也算半个娱乐圈了吧？传说中这个圈子里的都喜欢呼朋唤友、跑来跑去，并且私生活混乱。因此这时见主持人唐艳，不光要冒着被染上SARS的危险，还有得艾滋病的可能。其次，坦白来说我觉得现在见唐艳很没面子。想当年在月朗星疏的夜晚，我俩爬到教学楼顶晒月亮。明月当空、凉风习习，她躺在我怀里。那时我年少轻狂，就说毕业之后我可以做什么生意，到时候你过生日我送你一辆小汽车云云。现在一眨眼两年多过去，继学校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和MBA女友之后，人家已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而我呢？在一家国有单位坐班，一个月拿着那么点死工资，成天因为办公室里鸡毛蒜皮的破事气得半死，还得端着摄像机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摄像。什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