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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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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陈根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顶多有些偷鸡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部自己烧柴火做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根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按规定付了三毛四分钱。陈根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肥厂弄点化肥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肥限产，计划分到每个公社，再分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县里的政权三天两头地换人，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还不认识，想弄一两化肥也是不可能的。黄国标找到一个认识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给化肥厂批了十二吨氨水的条子，氨水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废水，每吨只要三块钱，气味刺鼻，挥发快，用橡皮囊拉回来后本该立即泼到秧田里。黄国标自作主张地说：“倒进肥料坑里一起沤，肥效高。这叫科学种田。”陈根生等当然不懂科学，就将氨水全都沤进了肥料坑里，上面还用牛粪糊了一层。
三天后，果然整个村里都闻到了氨水发酵弥漫出的刺鼻的气味，社员们都说肥效上来了，其实恰恰是氨气挥发肥效跑光了。于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挖氨肥准备送到正在抽穗的稻田。
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东风生产队骟牛卵子。
壮劳力都去挖科学肥料了。黄国标也斗志昂扬地一起来到现场促生产。肥料坑地势低洼，入口处只有一条道，池子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树。最先下去挖盖子的四个社员手里拿着锹和粪舀子情绪激动地看着肥料坑里翻起一个个黑气泡，就像看到了秋后的粮食。只是今天气味有些太浓了，最前面的张光富说：“味道越浓，肥效越高。”他的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栽在池子边。
后面三个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走路看着点，眼睛瞎了！”后面一个正要拉张光富，身子一歪，就像电影中中了枪弹的反动派一样，仰面倒在池子边。
肥料坑里黑气泡咕咕噜噜地翻着，阳光照射在气泡上，泛出了色彩丰富的光斑。
后面的两个社员实际上还没有作出过多的判断，相继倒在坑边。
上面三十几个社员光着肚子，抽着旱烟，歇在树荫下等他们挖开肥料坑后下去掏肥，这时，瘦小的刘忠怀惊叫了一声：“不好了，他们全倒下了！”说着就迅速往下冲去，刘忠怀很勉强地冲到池子边，就地歪倒在张光富的肚子上。他们身边的地上，一些蚂蚁和虫子也一动不动地死了。
树荫下又有六个社员盲目而仓促地一窝蜂向下冲去：“快去救人！”嘴里喊叫着，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似乎对面的树林中有一架机枪一样，六个人在途中割麦穗一样地被撂倒了。
陈根生吓得脸色煞白，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上面的社员再也不敢下去了，他们呆若木鸡地注视着十条汉子躺在坑边就像十麻袋粮食。黄国标显示出了县领导的冷静和沉着，他大声地喊道：“社员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站出来！”
剩下的二十来个人当中站出三个党团员。
黄国标对着长得像小牯牛一样的共青团员秦义林手一挥：“下去！”
秦义林英勇地将身上的褂子扒掉扔到地上，一溜烟向坑底奔去，冲了一半，秦义林就倒了下来。
我舅舅来的时候，黄国标正在指挥着党员陈德胜、团员蒋凤山往下冲。我舅舅挡住两人：“不行，谁也不准下去，赶紧通知村里人挑水和带毛巾来！”陈根生书记愣在那里，我舅舅狠狠地推了陈根生一把：“快到村里去喊人挑水送毛巾！”陈根生拔腿就跑。
黄国标还在指挥人往下冲，当年在渡江送粮草民工队伍中入党的陈德胜拿出淮海战役的勇气，很麻木愚蠢地冲了下去，他在离坑还有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先是扶住一棵柳树，然后就慢慢地倒下了，四脚朝天，他的一只鞋子继续向下滚去。
黄国标又在动员群众下去救人，我舅舅终于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嘹亮的耳光：“你这个畜牲，再动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黄国标看我舅舅手里举着一根扁担，眼睛血红，满脸杀气，真的蹲在地上不敢动了。
我舅舅站在一群魂飞魄散的社员中间，大声地喊道：“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
村里的男女老少们用脸盆端着水，桶里挑着水全都涌来了，哭声震天，寻死觅活，撕心裂肺，现场一片混乱。团员秦义林新婚的妻子尖叫着一声：“我跟你一起去！”她撞开人群，一骨碌滚了下去，很像战场上滚雷的英雄一样。哭叫声半途而废，秦义林的妻子披头散发地被倒下的陈德胜绊住，无声无息了。
我舅舅大声地对社员们说：“下面的人全都氨气中毒了，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轻人跟我来，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树下铺上席子。”
说着我舅舅第一个捂着湿毛巾冲了下去，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跟着下去了。半小时后，十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口，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口，让社员们用扇子对着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水，只有两个输液管，我舅舅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轮流给十二个中毒者输液。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身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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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子和嘴，一种窒息的感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
太阳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操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具有手艺人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