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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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
郑天良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东西，坚决不松手，周玉英这时发起了脾气：“郑天良，你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讲清楚我就到纪委去告你！”
郑天良因为过于心虚，动作变形得有些厉害，这与他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很不相称，他在周玉英步步紧逼下，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戈一击说：“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向你公开吗？你是县里的哪一级领导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汇报？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你看？”
郑天良以进为退，反而让周玉英陷于被动，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郑天良，郑天良脸色很严峻，饭碗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饭上残存的热气细若游丝一样地冒起来，很快又在空气中碎了。
郑天良将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后走到周玉英身边对她说：“我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你千万不能对外讲。”
周玉英像犯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一样地点了点头。郑天良压低声音悄悄地对她说：“最近县里正在对工业区进行审计，一些领导干部在审计中出了问题，这里面是某领导的违法乱纪的账本和票据，要严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办公室看完后就带回来，当然也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因为纪委都已经介入了，懂吗？你摸摸，这么软，像照片吗？”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软软的，确实不是照片，于是她就很委屈地说：“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