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简单化起来，郑天良甚至觉得前面谈五十岁的话题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于是，郑天良就省略了许多必要的铺垫，将这件事定位在既成的事实上开始表态了：“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周玉英跟钱萍多少年的姐妹了，她们没事就通电话。钱萍跟周玉英也提起过这个事，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怕高攀不上。”
黄以恒说：“这是哪里话，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说这话就太重了。”
黄以恒虽然说了钱萍的态度，但自己并没直接表态，郑天良却主动表了态，他有点担心清扬跟吴颢的关系断不掉，但他相信清扬到市里来工作后，如果黄以恒打招呼能给她提个副科级干部，再让建群多跟她接近，清扬的感情立场是会转变的。
郑天良有些关心起未来的女婿了，他问黄以恒：“建群最近工作还好吧，这个孩子天赋很好，当信贷部主任是绰绰有余的。”
黄以恒吐出嘴里的烟雾，烟雾笼罩着昏黄的灯光，屋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他看着墙上的一幅劣质山水画，语气平静地说：“上次我好像也跟你提到过，建群的学历太低，所以她在美国的姑姑就建议他到国外去留学。上星期刚走，到美国一个叫什么亚历桑那大学去读金融了，我希望他能回国，可她姑姑坚决不同意，建群也不想回国，他说还是在国外发展好一些。为这事我跟他们闹得很不愉快，儿大不由娘了，随他去了。”
郑天良像走在大街上被人平白无故地抽了一耳光，他想找抽他的人，但抽他的人却一点抽的痕迹也没有，因此这就更像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郑天良嘴里咬着香烟，海绵烟嘴被他咬断了，他感到屋内的灯光像一层裹尸布一样将他的肉体和灵魂全都裹了起来，只等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黄以恒又一次耍了他，而且耍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杀人后连现场都没留下。两个月前郑天良问他清扬调市里时，他一口赞同，而就在自己为女儿办调动的同时，黄以恒却以最快的速度将儿子调到了美国，黄以恒明知建群追清扬，明知清扬要调市里，他却装聋作哑，让郑天良调好女儿后在猝不及防中突然一脚踏空。这一闷棍使郑天良彻底熄灭了对黄以恒的最后一丝幻想。
郑天良觉得自己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和黄以恒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回到合安后，郑天良一进家门，周玉英坐在老式吊扇下哭得无比伤心，他以为周玉英接到了钱萍的电话后受到了伤害和刺激，但郑天良要保持住镇静，他要劝自己的妻子：不是我们向黄家送女儿的，而是黄家的儿子追我们家女儿的，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周玉英见郑天良进来后，拿起桌上的调令和一封信交给郑天良。
郑清扬已经在昨天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了，留下的一封信上写着：
爸爸：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我和吴颢已经去南方了，具体去什么地方，我暂时不会告诉你，但请你相信，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爸爸，我不愿意你为我安排一条铺满了阳光和金钱的道路，更不愿意让你包办我个人的婚姻，你丝毫不顾我的感情，一再地违背我个人的意志，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只能采取这种逃婚的方式来反抗你的专制。
人是有尊严的，我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更不能让任何人随意践踏我的尊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尊严的贫穷。爸爸，我感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爸爸了，你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你正在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寻找你体面却又苟且的生活，我感到恶心。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你们这些领导干部们并不打算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想尽办法让人民来为你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只是你们巧取豪夺的一个幌子，那些变味的口号和虚假的表演让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孩子都感到忍无可忍，可你们却在自欺欺人中穿着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以为人民是多么地拥护你们，如果让我有权投票选举县长的话，我首先就不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你，因为你连做人的起码原则都愿意放弃，还能指望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看今天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当他们被撕开伪装后，哪一个不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而我们的人民却把振兴的希望和下岗再就业的信心寄托在这些道貌岸然者空洞的讲话中。我真希望我的爸爸不要再往头上搽太多的摩丝来保持发型的正经，而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有愧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对你们寄予的神圣而庄严的期待。
爸爸，我和吴颢会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不要为我担心，我却是每天都在为你担心。我不知道自己这些过激的话能否刺激你已经渐渐麻木的灵魂，照顾好妈妈，少在外面鬼混，我一闻到你回来的酒气，我就想哭，哭我的爸爸醉生梦死地当官，当官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还不如回到老家种地去，可老百姓对你们这些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想说，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了，吴颢正在车站等我。
再见了，爸爸！
女儿：郑清扬
郑天良捧着信，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他望着屋外猛烈的阳光发呆，他从女儿的信里得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背叛的愤怒，还不如说是一种自己从仕途到家庭的全方位的失败，这种失败将他钉在这个夏天的上午，让他面对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一阵闷热的风从院子里吹过，墙外高大的梧桐树上有一片叶子飘进了院子里。郑天良下意识地走出屋外，弯腰捡起这片提前坠落的叶子，叶子青黄不接，上面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虫眼，他仰头望了一眼天空，天空很安静地弯曲在头顶上方，他觉得夏天已经剩下不多的日子了。
郑天良从市里回来后就像提前落在他家院子里的那片梧桐树叶，看起来是青的，但实际上又是黄的，这种不伦不类的色彩正是他此刻的心情。
县委常委会上，郑天良慷慨陈词地说自己负责的四个乡镇五百二十吨啤酒在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年底资金回笼毫无问题。宣中阳说如果哪个乡有难度，我亲自出马，但首先是分片的县领导要先下去，到各个乡镇去进行具体指导和调度，工作不能流于表面，要落到实处，这是目前县里的中心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工业区企业合资合作的基本政策，宣中阳说县直三十多家中小企业都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工业区由县里控股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于缫丝厂转让股权中江苏客商坚持私人控股，宣中阳要田来有副县长再去谈判，哪怕由对方持股百分之四十九都行，但绝不能控股。田来有说已经谈四个多月了，对方决不让步。郑天良说我们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种优惠政策在外地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连外资独资企业也享受不到，只要工作做细做透做扎实，完全是可以谈成功的。
郑天良等于是将了田来有一军。从会上的情况来看，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并没有跟宣中阳提起过工业区可以由外来资金控股的事，黄以恒在他的房间说的那些话显然是试探郑天良的真实态度，郑天良发现自己差点又中了黄以恒的圈套，好在自己嗅出了黄以恒的心思，才没有说出出卖主权的话。工业区是黄以恒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果都卖了，就等于卖掉了黄以恒的政绩与形象。郑天良对此成竹在胸。
开完会，郑天良并没有到乡镇去，他到红磨坊去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郑天良政治进取心全面崩溃，但经过这么年的官场锤炼和摔打，他已经有了应付时局的经验，即调子要高唱，步子要低走；表态要坚决，行动要迟疑；面子要给足，里子要掏空。他绝不相信五千吨啤酒像五千吨自来水一样好卖，他觉得好戏还在后头。
郑天良说最近我有点累，想休息休息，赵全福看郑天良情绪不高，就问他要不要到三楼洗个澡，郑天良说算了不洗了，于是郑天良就在二楼开了一个套间让郑天良休息，吃过饭后赵全福说他要出差去山东，他将套房的钥匙给他，说：“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吃饭我已经跟楼下打好了招呼，送到房间也行。”
郑天良接过钥匙说：“谢谢你，老赵，我想一个人呆在这里思考一些问题，就叫他们随便给我送点饭就行了。”
赵全福走后，郑天良关了手机，一个人在房间里睡到傍晚才起床。他起床后，穿一身睡衣，打开窗帘，看西边太阳已经落山了，血红的晚霞铺满了天空，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暮霭就在天边悄悄地漫上来，很快黑暗像潮水一样地淹没了县城。红磨坊里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郑天良拉上窗帘，打开灯，独自一人躺在会客厅的沙发里抽烟，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猫跟老鼠在一起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在一起喝酒。
手机刚打开，铃声就响了，一接电话，是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打来的，陈凤山在实验区撤销后，当了几年王桥集乡党委书记，三年前又调到东店乡任党委书记，这个十几年都提拨不了的乡党委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工作上革命热情严重衰退，郑天良想起陈凤山心里稍有宽慰，这官场就像买彩票摸奖，有规则但没有规律，你以为自己很能干，但能干的不一定能提拨；你不认为自己能干，但提拨了你也就能干了。
陈凤山在电话里一通牢骚：“郑县长，你负责我们乡的啤酒分销指导工作，我打了一下午电话你都关机，到哪儿去了？你不来，反正我推销不掉啤酒。老百姓只喝白酒，死活不愿喝啤酒，都说啤酒不是酒，你叫我怎么办？”
郑天良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医院吊水。”
陈凤山说：“那我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你。”
郑天良说：“你就不要来看我了，还是想办法把啤酒销下去吧！”
陈凤山说：“我要是一个人能喝一百四十吨啤酒，我就一个人喝了，可我喝不下去，也没这么多钱喝。”
郑天良说：“吃财政饭的加大分配量，剩余的让各村包销。喝碧源啤酒，这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是目前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黄市长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讨价还价。”
陈凤山说：“黄以恒将合安搞得负债累累，欠了三四个亿，他官上去了，现在让我们来擦他的屁股，我干不了。”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合安的建设成就明摆在那里，没有黄市长能有五条商贸大道，能有工业区的七大企业，能有全县经济的腾飞？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把暂时的困难夸大了，要有信心。我告诉你，宣县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你将帽子交上来。”
陈凤山在电话里气急败坏：“我他妈的早不想干了，随时准备将这顶戴了十几年的破帽子还给县委。”
郑天良批评陈凤山说：“你发什么牢骚，你还想要挟县委吗？你不想要这顶破帽子，有人想要，你明天交上来好了。好像我不是十几年戴一顶帽子一样，共产党的干部整天想着当官做老爷，像话吗？”
陈凤山说：“那好，既然你们逼我，我就只好逼手下的老百姓了。乡党委乡政府干部每人十箱，中小学教师每人六箱，钱从工资中扣；每个农户家里分三箱，卖粮的时候直接从粮站划过来。其他乡都这么做了，我是不忍心，看来我也只好咬着牙做这种强奸民意的事了。”
郑天良说：“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我只要你把啤酒推销下去，将钱给我送上来。”
放下电话，郑天良意识到东店乡难度很大，这个穷乡老百姓连电灯都点不起，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长年靠煤油灯照明，乡政府半年没发工资了，教师工资拖欠三个月没发，上个月还有教师到县政府静坐，现在强行推销啤酒，无异于火上浇油，无异于在炸药堆上扔火把。郑天良管不了那么多，他也不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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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过了一会又给沈汇丽打手机，沈汇丽说她在河远市，郑天良说：“我前些天到市里去，你回到了合安；我在合安找你，你却又到了市里，我们就这么没缘分？”
沈汇丽问：“有什么指示事吗？”
郑天良说：“关于罗马假日花园的事，我已经跟宣县长交换过意见，他说完全支持，土地局张局长我也谈好了，地价还要继续谈。”
郑天良说完这些话，他为自己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即兴发挥感到惊讶，他发现人说假话比说真话要容易得多。
沈汇丽说我马上回合安，你等我。
一个半小时后，沈汇丽已经走进了红磨坊郑天良的房间。郑天良提前让服务员送来了西瓜和听装可乐，所以一进门，郑天良就拉住沈汇丽的手说：“请坐，请坐，吃西瓜还是喝饮料？”
沈汇丽放下坤包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她说：“老板，你这很有点金屋藏娇的意思嘛！”
郑天良挨着她的身子坐下来，手拉着沈汇丽细腻柔软的手说：“除了藏你，还能藏谁？”
沈汇丽轻轻地从郑天良的手里抽出胳膊，说：“老板，你又来拿我开心了，我哪值得你藏呀？”
郑天良手更大胆地搭到了沈汇丽的脖子上：“我真希望你哪天能将我藏起来。”说话的时候，他用手抚摸着沈汇丽的披肩长发。
沈汇丽半推半就地拒绝着，人却在郑天良的得寸进尺中渐渐地倒进郑天良的怀里：“老板，你不能这样？”
这种软弱的反抗等于是变相地呼唤，郑天良将手伸进了沈汇丽的裙子下面：“你叫我大哥！”
沈汇丽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她摇摇头嘴里吐出棉花一样柔软的声音：“老板，你不要这样。”
郑天良看到沈汇丽已经如一瘫烂泥，他就轻轻地将沈汇丽放到地毯上，然后将她的裙子自下而上地剥光，等到他解开沈汇丽的乳罩和绣花蕾丝三角内裤的时候，郑天良发觉自己像一个气灌得太多的气球一样已经控制不住地要爆炸了。
然而，他仍然以极大的耐心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