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不许上三楼，他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到二楼开了一个包间打扑克“斗地主”，郑天良当了一下午地主，却输了个精光，沈汇丽赢了三百多块钱，她最后的总结是：“只要有郑县长在场，我就会有好运气。”
打牌过程中，郑天良曾接到过县政府办的几个电话，他一边打牌，一边说：“我正在接待一个外地客商，谈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直到黄昏时分，郑天良才跟沈汇丽赵全福三人开车去玄慧寺。
车在玄慧寺后面停下来，三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伏牛岗上的玄慧寺。他们站在高岗上喘气抹汗，郑天良极目远眺，看眼前一马平川，绿油油的水稻在夏天的黄昏里铺陈出农民们秋天的希望，零星的农民在田头打农药施肥，岗下面的肥料坑早已不见，而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却在他眼前纷纷复活了，那是让他发迹的画面，时过境迁，肥料坑没有了，他当初的救人的动机也没有了，一些杂草和树抹平了历史和郑天良的光荣与骄傲。
玄慧寺周围树木参天，树上的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叫着夏天，一些晚归的鸟飞进密匝匝的树叶深处，它们回家了，而郑天良此刻没有回家的感觉。他看到玄慧寺虽说这么多年来香客捐赠和僧人们化缘建起了四间大殿和五间禅房，但与当年鼎盛时期的九十九间半相比，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也因资金不足而显得捉襟见肘，粗糙的墙壁和水泥梁柱给人一种穷于应付的仓促。郑天良想，确实应该想办法给玄慧寺弄一些钱修一修了，人到了年近五十这个年龄，就喜欢回忆，他回忆起自己就是在这个寺里出生的，他向这个世界喊出的第一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也许自己的一生就被这座寺院概括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在玄慧寺，而不在自己手里。他这样想，但他不敢这样讲。
悟能法师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手里轻轻敲着木鱼，观音像前香烟缭绕，一个小和尚盘腿坐在垫子上嘴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沈汇丽三跪九叩，匍匐在观音像前，点上香，又向玄慧寺捐了一千块钱，悟能法师说了句：“阿弥陀佛，请事主留下姓名。”沈汇丽说：“法师，行善善自身，我不必留名，只请法师为我指点迷津，以使我不致陷于不测。”
法师说了声“善哉，善哉”，嘴里便念念有词，最后他用比较清晰的声音说了下面这句话：
佛法不有亦不无
一切皆待因缘立
无我无作无受者
善恶业报亦不失
沈汇丽听了这些偈语后，一头雾水，她睁着美丽而迷惘的眼睛，等待悟能法师解析偈语，法师微闭双眼，声音幽幽地说：“佛不算命，命在真如，偈语在心，心即能悟。”
郑天良完全是一副陪同的身份，也没有向悟能法师说起过在自己家里曾见过面，那年见面时法师说的几句偈语，让他度过了痛苦而失败的两年时光。他有些恐惧法师对他透明的判决，但又希望听到法师给自己指明一条于凶险官场中挣扎求生的道路。他不好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但赵全福此时却不失时机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不让法师给你指点指点？”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的身份与你们资本家老板不一样。”
赵全福从口袋里掏出一捆钱说：“政府提倡宗教自由，我来替你捐功德箱。”
郑天良将赵全福的钱塞回去，自己从包里掏出五百块钱：“你这是对佛的大不敬，我求法师指点，与你无关。”
法师收了钱，然后开始为郑天良念经参佛。悟能法师没有正眼看郑天良，好像也不认识郑天良，他的声音平均而中庸。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
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欺什么
得便宜处失便宜，贪什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
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郑天良基本上没听懂悟能法师的意义，但他只记住了“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未来的预测，是对他前途的肯定，也是对他目前烦燥心情的一种安慰。后面的话由于他没听清，也没时间听清，所以也就没听懂，他激动于法师的前三句，而且认定前三句是最准的，这就像药瓶上写着药的主治功能一样，最有效的是前三种症状。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心里很有些无可名状的喜悦和激动。天黑了下来，他跟沈汇丽坐在车后，手就情不自禁地跟沈汇丽的手交流了一下，沈汇丽没说话，但她将身子往边上挪了挪，以保持距离。
晚上三个人在红磨坊吃了一个便饭，沈汇丽说吃完饭后要回去看看父母，赵全福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关上手机后对郑天良说：“老板，你要调到市里的那个名额基本上已经办成了，估计下个星期就能开调令了，局长已经搞定了，人事局还有两三个办事的科长没有摆平，接收单位可能是市黄淮海开发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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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吃得很仓促，饭后，赵全福开车分头送郑天良和沈汇丽各奔东西。
回到家郑天良见女儿郑清扬正坐在屋里的一个吊扇下跟周玉英一起看电视，郑清扬见郑天良进来后就说：“爸，我们家是不是要买一台空调了？我都快热昏过去了，你总该同情同情我们吧！”
郑天良放下包，接过周玉英递过来的一杯茶，坐到椅子上说：“你投错胎了，在我们这个家庭，永远是不会过上时髦生活的。家里的钱还要留着给你妈养老，我还指望你挣钱孝敬娘老子一台空调呢。”
郑清扬抹着脸上的汗说：“自来水厂一百多个人，每月三五百块钱工资，真让人没法活了。”
郑天良说：“所以我也想让你动一动，调一个工资高的单位，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你妈也在这，我们可以商量商量这件事。”
郑清扬说：“县里没有一个好单位，怎么调，往哪儿调？”
郑天良说：“我考虑把你调到市里去，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要大得多。”
郑清扬说：“爸，你也不要给我转弯抹角了，说直接一点，你就是想把我卖给黄叔叔家当儿媳妇，今天我也向你们二老正式宣布，我已经跟吴颢谈上了”
郑天良说：“你怎么能跟吴颢谈呢，一个下岗工人。”
郑清扬说：“不是下岗工人，是下岗工程师。他马上就要去深圳了。”
郑天良拿出父亲的威严：“不行，吴颢父亲吴成业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对你们的将来不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能让你受罪。”
郑清扬说：“我是嫁给吴颢，又不是嫁给他爸爸吴成业，他脾气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指望他父亲给我们安排一条什么道路的，也不会指望你给我们安排出路，我们靠自己。难道你今天的一切是外公外婆给你安排的吗？”
郑清扬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密集地扫射着郑天良的良苦用心，他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就采取一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企图感化郑清扬：“清扬，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之所以到今天原地不动，就是吃了一切靠自己的亏，总以为自己能干，就应该前程似锦，可实际上呢？如果能有人为我安排前途，能有人为我的前途铺平道路，最起码要少走弯路，少受苦吧。没看到你爸的头发都白了吗？”
郑清扬说：“你说明白一点不就得了，你想让我嫁给黄建群，然后让黄叔叔给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是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为你感到羞耻，而且也绝不答应，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下贱的事。”
郑天良心里有一种被戳穿了的疼痛，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像年轻时的自己，有个性，很自尊，但社会需要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有个性的人是孤独的人，当有个性的人不能离开世俗生活时，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为个性付出惨重的代价。郑天良能理解女儿对自己个性的遗传，甚至有些被感动，他从女儿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那是一种血气方刚勇往直前的气魄。但他在这个年纪，是不会轻易跟自己女儿过不去的，因此他声音倍加恳切地说：“你爸爸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早就提拔上去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近，而且建群对你又很好，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容易相处一些，建群的妈也多次跟你妈提到过你们两人的事。就是这些原因，没其他原因。调市里我绝不会求你黄叔叔的，我不会让他觉得我把女儿送上门的，如果你不跟建群谈，我也不会有意见。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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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扬依然一针见血：“我相信你的正直，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你今天这样做，恰恰说明你已经为你以前的正直后悔了，你随时准备与世俗合作，随时准备向可耻的生活进行妥协，我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为你的将来担心。你现在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背叛自己，背叛良心，我不管现在的社会如何堕落和腐败，但我依然对吴伯伯保持尊重，他是一个从不背叛自己的人。你没发觉你现在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吗，你没发觉你的皮鞋最近换成了鳄鱼，裤带已经是金利来的了。我发觉了这个社会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的堕落就是从皮鞋和裤带上开始的。”
郑天良有一种被女儿剥光了衣服撕碎了灵魂的痛苦，但他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堕落和腐败，他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激励着自己改变策略，一种压抑太久后的偶然越轨，他下决心不跟王月玲那个女孩再来往了。那是他酒后的荒唐，并不是出于本意，还有沈汇丽，他要对她风情万种的眼睛进行精神戒严。
郑天良理屈词穷，但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将这件事在最简单最合理的层面上铺开，他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事争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需要时间，需要经历来理解生活和理解长辈。我要对你说的是，首先我准备通过我的努力而不是求黄以恒把你调到市里去，其次我不会逼着你跟黄建群建立恋爱关系，这是你个人的自由，第三，我不赞成你跟吴颢的关系也不强迫你跟建群的关系。这是我的原则立场。我对你的调动主要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对你发展前途的全面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周玉英批评郑清扬说：“你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这么难听，一点都不理解你爸的一片苦心。”
郑清扬已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伤人，就说：“我知道爸的好心，如果我调到市里工作，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吴颢。建群的性格我不喜欢，我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周玉英说：“建群哪点不好，又能干，又懂礼貌。”
郑清扬说：“建群说话总是留半句，跟他在一起聊天太累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跟一个连谈话都累的人过一辈子吧。”
周玉英说：“那是人家有修养，我就不喜欢乍乍呼呼的人。”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吊扇旋转出稠密的热风将烟雾粉碎，屋里的烟味和咸菜的味道由此及彼。
县长办公会上继续讨论工业区的深化改革，焦点主要是碧源啤酒厂。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抓大放小首先是要保住啤酒厂，只有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从中学教师一步登天的副县长用中学教师的语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他最后的意见是：“对啤酒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弱者，打击强者，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将啤酒销售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各乡镇实际上就是强迫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是对消费者意志的公然侵犯，现在要工商局成立市场整顿执法大队，将外地名优啤酒统统赶出合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对市场竞争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所以我的意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啤酒厂的问题，就应该进行资产重组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部分股份转让是一条出路，交出控股权是第二条路，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彻底卖掉，干净利索地甩了包袱。”
朱清润副县长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虽然没有在水面上炸起滔天巨浪，但在每个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力量，即使是宣中阳，也未必真的对这首巨型航母充满信心，啤酒生产仍在继续，库房里产品堆积如山，每开工一天一万两千多块钱的亏损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心颤。毕竟现在找不到一个企业能每天向县里贡献一万多块钱，市里的两百万补贴虽然拨过来了，但县里每年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万，银行在金融改革后再也不听县里的指挥了，贷款比抢劫的难度还要大。宣中阳一出面，行长就说：“宣县长，县里还有这么多贷款连利息都没还上，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省行央行对我们管得很死，贷出去收不回来，我们连工资都不准发，现在银行的商业化逼得我们六亲不认，实在没办法，请宣县长谅解。”县行的行长不是宣中阳任命的，所以他就动不了行长的一根汗毛，权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扫帚到了，灰尘照例也不会跑掉。
朱清润的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大家正在酝酿如何发言，郑天良提前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只能说朱县长的意见是书生之见，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烟盒上打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道理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毫无意义，抽烟的人还是照抽不误。公平竞争也是相对的，你对外地啤酒公平了，对本地啤酒就是不公平，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这叫发展时期的特殊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对本国的农业就采取了限制进口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看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我们国家在WTO 谈判中金融电信市场决不让步，也可算作是一种对地方的保护，很正常。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