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领导也这么捧场，杨登科自然也觉得风光无限。就有几分陶醉，自己一个副科级干部，何德何能，母亲生日竟然将县里和乡里的核心领导都惊动了。旋即杨登科就明白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了，见自己跟董志良关系非同一般，提前在自己身上投资，今后想要投靠董志良了，也好有一条内线可以利用。这些人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见的世面大，深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佛脚是抱不住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接他们递上的红包时，就理直气壮多了。
父老乡亲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杨登科心里这些想法，只知道杨登科出息大了，给他们也挣了面子。是呀，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位老人做生日，村前公路上长龙般齐整整停了十七八辆小轿车，市县乡有关领导都到了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大家一边对这一溜照得见人影的小车指指点点着，一边打心眼里敬佩起杨登科来，还讨论起了杨登科的官位。他们对当今那三六九等的官级不甚了了，有人说看这阵势，杨登科的官跟县长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级别了。其他人不同意，县里领导都来了，没来成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托了话，杨登科的官也许在县长县委书记之上呢。年级大的人还借题发挥，教育在场的晚辈，做人就要做杨登科这样的人，做了官连父母和地方上的人都跟着沾了大光。
县委常委和乡里领导给母亲行过礼，被安置好之后，杨登科又连忙跑到后堂去跟老村长一起登记他们递的红包。县里两个红包，一个是以县委政府名义送的，一万元整；一个是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九个常委领导的，共九千，也就是说人平一千。乡里公家和私人的加在一起也上了三千。将前面市县农业系统的三万加在一起，已过了五万。
望着这厚厚几叠钞票，杨登科眼里都要冒绿火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副科，给母亲办一回酒，光市县乡三拨人马的礼金就上了五万，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办一回酒，岂不要数十万上百万地进？怪不得手中有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办酒，乔迁要办，生日要办，娶儿媳嫁闺女要办，儿孙出生和周岁要办，死爹死妈更要办，原来办酒的奥妙就在这里。
对此有人说是腐败之风，有人说是人情世故，各有各的理由，政府也不好硬性规定不准办酒。有意思的是前不久市纪检会作出庄严而神圣的决定，定期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短讯，杨登科提拔副科以来，已荣幸地收到好几条了，其中一条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能做到四不：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杨登科当时就笑起来，心想如今的人都放聪明了，对上面的精神尤善于正话反用，这不恰好提醒了大家，用权用计，过节失节，进步进钱，生日生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趁在台上好好用足自己手中的资源，加大力度加强“四项建设”，以后下了台，那就再没机会了。
这是闲话，不说也罢。还是说这天的老村长，他算是大开了眼界，这辈子他恐怕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对杨登科不免又敬佩又羡慕，说：“看来还是要做官啊！登科你一做官，回来给母亲做回寿，一下子就收了这么多钱，我们当农民的，在田里土里刨上几辈子也别想刨这么多钱出来。自古说升官发财，不升官，哪来的财可发？”
杨登科无言以对。半天才笑笑，说：“老村长，这些钱我可是不能往自己袋里一塞就完了的，我的官还太小，只有官做大了，肚大量大了，才吞得进，咽得下。”
老村长不懂了，说：“你不吞进去，咽下去，难道给人家退回去不成？乡下是不兴退礼的哟。”杨登科说：“当然不是硬邦邦退回去，我有我的办法。”随即叫过聂小菊，吩咐她拿二十个空红包出来，每个里面装上两千元，领导们上车前再给他们。
老村长望望杨登科，一脸的迷惑，说：“你这不是没赚什么钱了？”杨登科说：“老村长，我这次回来给母亲做寿，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老村长似乎懂了杨登科的意思，觉得他不是一般角色，翘了大拇指夸奖道：“看得出来，登科你是个干大事的人才，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出息。”
午时即至，三声震天动地的铁炮响过，欢快的鼓乐声一齐奏响，正式开席了。杨登科在老村长的陪同下，代表母亲，带着老婆孩子，一桌一桌去敬酒。先敬市县乡来的客人，再敬父老乡亲。酒宴随之进入高潮，一派喜气洋洋。
就在杨登科在酒桌间来回穿梭的时候，外面又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却很快进入了杨登科视线。其时杨登科正举了杯准备敬一位亲戚的酒，那位中年妇女一出现在门口，杨登科的目光就僵住了。
虽然已二十多年没见，杨登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客人就是邓桂花。
杨登科放下杯子，缓缓朝邓桂花走过去。不用说，如今的邓桂花已不是当年的邓桂花了，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微胖的身子稍稍佝偻着。杨登科心里像是被什么一蜇，隐隐有些作痛。他努力想像着当年的邓桂花，这才发现她那混浊的目光里依然闪动着杨登科永远也没法忘怀的真挚。杨登科仿佛有许多话纷纷跑到嘴边，要对她尽情倾诉似的，可最后却只这么淡淡的一句：“你怎么也来了？”
邓桂花望望杨登科，笑了笑。这一笑，让杨登科一下子找到了从前的邓桂花。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邓桂花，笑起来也是这么个样子。邓桂花说：“我是今天上午接到前进的电话，才知道你回来给母亲做寿了，所以迟到一步，很对不起。”
说着递一个红包给杨登科。杨登科犹豫着接过红包，好像这才明白她是来祝寿的，要给她安排席位。邓桂花说：“别忙，我还没见过伯母呢。”找到杨登科母亲，行过礼，才入了席。杨登科有话要说，可席上又不是说话的地方，只得说：“一路辛苦了，多喝几杯。”邓桂花说：“我不会喝酒，这你是知道的。别管我，你招呼别的客人去吧。”
杨登科当然不好老守着邓桂花，只得走开了。
热闹了两个小时，酒宴接近尾声，老村长安排人将那一百元一个的红包分发给各位客人。这个规矩，上面来的客人见得多了，接了红包，就塞进了口袋。乡下的百姓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觉得有趣。平时拿一包主家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已经非常客气了，现在见给的是红包，好奇心顿起，就在桌前将红包开了。
这一开，眼睛就都圆了。谁能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张百元的大钞。
就在众人不可思议之际，市县乡的客人离席准备告辞了。杨登科忙跑去送客人，又不忘说些感激的话。聂小菊也追来了，又给每位客人递了一个大红包。大家就有些稀奇，都说：“聂老师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席上已经拿了红包了，还要给呀？”杨登科忙笑道：“席上是席上的，这是各位远途劳顿，路上买矿泉水的。”
其中性子急的早已把厚厚的包打开了，粗粗一点，竟有二十张大钞，心头暗喜，嘴上则说道：“杨主任也太客气了点，你是要我们买矿泉水，还是买金条？”杨登科笑道：“惭愧惭愧！下次我发了财，我一定给各位领导买金条，怎么样？”
说话间，聂小菊又将县长县委书记的大小两种红包，给了领队的县委副书记，拜托他转给两位未到场的领导。至于董志良的红包，杨登科本来想让曾德平转交，临时又改变主意，扯住了聂小菊，打算自己回市里后当面交给他本人。
客气着各位上了小车。长长的车队蠕动起来，首尾相衔，缓缓往来时方向驰去。杨登科的手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朝着车流扬着扬着，脸上溢满笑容。他心里念叨着董志良，这些不是看在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的分上，怎么会把自己放在眼里，一个个开着小车跑到乡下来给母亲做寿，让你扎扎实实地风光这么一回？
车队即将消失在远处，杨登科的手这才放了下来，转身准备回屋。却见身后站着黑压压的人群，每人的手都不自觉地高高地挥着扬着，目送着那已然消失的车流。原来是席上的客人都离了席，下意识地随杨登科一起来送别市县乡里的领导。杨登科从那还高扬着不肯放下的众多的手臂上看到了一份无形的虔敬。那是在权力面前才可能产生的发自内心的虔敬，也许像基因一样在我们的血液里潜藏了千百年了。
下了席的乡亲们不再入席，用手抹抹嘴巴，再捏捏兜里的百元红包，跟杨登科他们打声招呼，陆续散去。乡下人婚丧喜庆办酒，大家凑个小份子，只图热闹，无所谓赚钱亏本，反正今天你来，明日我往。像这天喝杨登科母亲生日酒，送个小人情来，拿个大红包走，盘古开天地可还是第一回。乡下人容易满足，得了好处总放在心里，挂在嘴边，逢人就道杨登科的好，说他做了官发了财，心里还想着他们这些穷乡亲，这样的人以后肯定会有更大的出息。杨登科的好名声就在四里八乡传开了。
关于母亲生日的收支，剔除酒席上的开支不计在内，杨登科初步核算了一下，所有收到的大小红包和自己带回来的钱加在一起，再减去每位客人一百和市县乡领导人平两千的回礼红包，正好持平，不赢不亏。这个结果恰在杨登科的预计之中，正好兑现了他在老村长前面说的话，此次回来给母亲办酒，动机并不是为了赚钱。这就是杨登科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他决不会为眼前的利益所动。有时候得与失是没法用看得见的金钱作简单衡量的。
就在杨登科权衡得失的时候，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声登科。原来邓桂花还没走，特意向他告别来了。二十多年了，好不容易才见上这么一回，话没说上两句又分了手，杨登科还真有些不舍。只是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有聂小菊在场，杨登科也不好表露什么，只说了两句干巴巴的客气话，就眼睁睁看着她走了。
远远望着邓桂花的身影就要转过山嘴不见了，杨登科再也挺不住了，这才找个借口出了门，抄近道追上邓桂花。
听到后面的脚步声，邓桂花自然知道是谁了。不过她没有止步，虽然脚下明显地慢了许多。杨登科在后面喊了一声：“桂花！”邓桂花站住了。杨登科绕到她前面，说：“今天客人多，也没顾得上陪你喝杯酒，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邓桂花无语，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杨登科在她混浊的目光中看到了莹莹的泪影，心下一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还是邓桂花打破沉默，说：“前进的事多亏你操心，我也知道城里的工作不好找。”杨登科说：“前进是你的儿子，可也是我的侄子。”邓桂花说：“过去我就欠了你的，前进又去麻烦你，你的情分，这辈子我怕是还不了了。”
他们身旁有一块干净的大石头，杨登科一屁股坐到了上面。又朝邓桂花招招手，说：“天色还早，坐会儿再走吧。”邓桂花迟疑片刻，还是听话地在石头上坐了，不过是坐在石头的另一头，跟杨登科隔着两三尺的距离。杨登科扯一根草茎放嘴里嚼着，眼望远处的山峦，接住刚才的话题说：“其实你已经还了。”
邓桂花几分迷惑，说：“我还了什么了？”杨登科说：“你不记得托前进转给我的那双鞋垫了？”邓桂花笑笑，说：“那算什么？又不值几个钱。”杨登科说：“我活到四十岁了，见过的经历过的也不少了，其实有好多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计算的。”邓桂花说：“你现在是有钱人了，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杨登科说：“比在乡下做农民自然强些，吃穿不愁吧。”邓桂花说：“岂只强些，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你以为如今的农民好做？”
杨登科深知邓桂花这话不假。他耳边响起做过乡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说过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话，心里有些酸楚。还想起读中学时空着肚皮，挑了谷子到粮站去送爱国粮和公粮的情形来。那是物资短缺的年代，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和牲猪，自己勒紧腰带不吃，先要无偿或廉价交了公再说。可到了物资过剩的年代，便没人再过问你的粮食和牲猪了，你走你的市场去吧，卖得掉你可拿回部分成本，卖不掉该交的税费一分不能少。杨登科当然不是希望回到过去那种名为计划经济实为指令经济的时代，那种指令经济只能将老百姓指到绝路上去。可一个文明社会，容得少数人通过种种渠道把黑钱洗到国外去，也要容得多数人能够活命，不然这个文明社会是文明不到哪里去的。
又东一句西一句说了些闲话，不知不觉太阳就落到了后山。邓桂花站了起来，说：“登科你回去吧，我也该走了。”杨登科说：“我送你过了前面的山岔吧，见到你不容易。”邓桂花也不阻拦杨登科，抬步朝前挪去。杨登科跟在后面，无话找话道：“你家老杨怎么样？”邓桂花不想提及自己的男人，淡然道：“他还能怎么样？都快成废人了。”
对当年抢走自己心上人的屠户，杨登科自然一辈子都是无法释怀的，尽管时过境迁，杨登科终于混成人模狗样，提到他时不无优越感，可杨登科还是忍不住口带讥讽道：“当年你家父母生死要把你嫁给他，我可是嫉妒得要休克了。”
邓桂花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分量，说“你就别挖苦他了，其实你要感谢他才是，是他成全了你。”杨登科说：“你这话倒也新鲜，是他把你从我手上夺走的，我不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已是便宜他了，还感谢他？”邓桂花笑起来，说：“当初你如果娶了我，你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日子吗？”杨登科说：“你扯远了。”邓桂花说：“今天我来给你母亲祝寿，是个借口，我主要是想来看看你的老婆。我听前进说，你老婆人挺不错的，今天见了面，才知前进的话不假。你能讨聂老师做老婆，是你的福分啊。”
这个道理确实还说得过去。杨登科觉得这女人的心地真是善良。
两人不觉已来到山岔口。邓桂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