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阴阳怪气的，不想理睬他，转身就要出门。却听老郭在后面无头无尾地说了一句：“是不是晚了一步？”
杨登科就动弹不得了，老郭话含讥讽。杨登科干脆不走了，重新回到座位前，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老郭拿起桌上的报纸，眼睛在上面瞅着，嘴里却说道：“我刚才看见你的车停在市委对面了。”杨登科说：“我开的车，我想停哪里就停哪里。”
一直没说话的曾德平的手在桌上敲敲，对杨登科说：“你知道吗？为了争取这个机会，人家可早就在运作了。”
“谁？”杨登科死死瞪着曾德平，像不认得他似的。曾德平一笑，说：“你几岁了？还问我是谁？”杨登科也觉得问得幼稚，换了口气道：“刁大义肯定是到吴卫东那里去送了大钱。”曾德平摇摇脑袋，说：“局里冤枉送你读了两年电大，仅仅学会一个钱字。要知道有些送大钱办不到的事，偏偏用其他的手段还容易见效些。”
杨登科想起自己处心积虑给吴卫东和康局长送钱的事，觉得曾德平说的不无道理，问道：“那刁大义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曾德平便给杨登科说了一件事情。原来吴卫东的父亲前次出院后，不久又旧病复发，吴卫东要再度送他住院，他觉得自己挨不了多久了，不愿死在医院里遭火化，让吴卫东将他送回到乡下老家，好搞土葬。叫吴卫东发愁的是他老家是个不毛之地，哪里去找上等木料做棺材？这事不知怎么被刁大义知道了，他乐得一蹦老高，屁颠屁颠开了朋友的卡车回了自己老家。原来他老家是产林区，他父亲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做棺材的百年木料，刁大义不顾父亲的反对，把老人家做棺材的木料送到了吴卫东乡下老家。
杨登科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他怎么也想不到刁大义会来这么一手，换了他杨登科，就是想烂脑袋也想不出这样的绝招来。
这时老郭放下手中报纸，说：“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杨登科还傻在那里，半天才说：“我老家也算是半个林区，可惜却没有百年老木料。”
杨登科那苦大仇深的样子，老郭见了很是不忍，安慰他道：“据说董局长最近又在党组扩大会上再次表过态，他到农业局是来干事业的，不是来做老爷图享受的，所以他坚决不配专车，要与大家同甘共苦，所以你暂时也用不着担心刁大义会做成董局长的专车司机，而没了你的份。”曾德平一旁附和道：“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董局长确是这么说的。”
杨登科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用虚弱的口气说道：“你们别安慰我了，我和吴卫东闹到了这个地步，我还不死了这条心？”曾德平说：“那不见得，他吴卫东难道会当一辈子办公室主任？”杨登科说：“吴卫东可不是等闲之辈，陈老局长在位时他是陈老局长的人，康局长一主政他成了康局长的人，现在来了董局长，他好像也挺得势的。”
曾德平哼一声，说：“我倒要看他是不是能永远得势。”
杨登科觉得曾德平话里有话，抬眼看了看他。曾德平自觉失言，掩饰道：“开句玩笑。吴卫东盘踞在我们头上，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能把他怎么样？”起身走开了。
刁大义开着奥迪陪董局长和吴卫东到县里出差回来后，董局长虽然仍没指定谁做自己的专车司机，还是逮住谁就坐谁的车，但刁大义开的奥迪究竟是局里最好的车，又有吴卫东在后面照应着，跟董局长在一起的机会自然多得多。尤其是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董局长还会主动提出要刁大义给自己出车。慢慢的，局里人就形成了刁大义已是董局长专车司机的印象，刁大义也常常以董局长专车司机自居，在杨登科他们前面趾高气扬起来。久而久之，刁大义就成了董局长事实上的专车司机，只不过董局长口头上不承认而已。
这天晚上，杨登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了老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干脆关掉电视，上了床。想起电大毕业后这一年多时间，处处受挫，一事无成，杨登科心情就更加低落，怎么也没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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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这时床头电话不识时务地响了。
反正电话里也不可能传来什么好消息，杨登科连接电话的兴趣都提不起来，任凭铃声响了好一阵也不予理睬。已进入梦乡的聂小菊被吵了醒来，嘀咕两句，伸手拿起了话筒。原来是好一阵没见的钟鼎文要找杨登科。
杨登科只好把话筒捂到了耳边。钟鼎文开玩笑道：“是不是惊了你们的好事？”杨登科说：“我有这个情绪吗？”钟鼎文说：“有情绪要上，没有情绪，创造情绪也要上嘛。”杨登科却幽默不起来，硬邦邦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不我挂电话了。”钟鼎文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嘛？是我借了你的米，还了你的糠怎么的？”
杨登科意识到自己也过分了一点。自己的遭遇又不是钟鼎文给你造成的，自己有什么资格在他前面耍脾气？也就缓和了语气，说：“对不起了，鼎文，是我自己不中用，不该这么对你说话。”钟鼎文说：“你这还是说话？你这可是训话，上级对下级训话。”杨登科正要解释两句，钟鼎文说：“不过你的情况我略有所知，我还是理解你的。”
又唠叨了一会儿，钟鼎文说：“你也不问问我在哪里给你打的电话？”杨登科说：“在哪里？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钟鼎文说：“就在九中门口。”杨登科疑惑道：“九中门口？你到底要干什么？”钟鼎文说：“你不是火气正旺吗？我准备找个地方给你消消气。”杨登科说：“免了免了，我都上了床了。”钟鼎文说：“上了床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底下的女人就你家聂小菊有两只奶子？”杨登科忙捂住听筒，说：“你嚷嚷什么？”瞥了一眼聂小菊，幸好她已睡死过去，估计没听到钟鼎文的混账话。
人家都到了身边，杨登科只好披衣下床，出了九中。
果然钟鼎文的三菱就停在门口。钻进车里，杨登科说：“你们当警察的就是精力旺盛，这个时候还在外面游荡。”钟鼎文说：“我这不是为领导保驾护航吗？”杨登科说：“算了吧你，我在床上睡得好好的，要你保什么驾，护什么航？”
钟鼎文一踩油门，将三菱驶入街心，说：“是不是还到海天娱乐城去？据我所知，那个性感女郎还在那里。”杨登科差点又打起干呕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最见不得那种粗俗得要命的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妖不妖的东西。”钟鼎文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人家那也是养家糊口的本钱，是一种职业，跟我做警察和你做司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这话确有几分道理。只是杨登科又觉得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说：“做警察和司机是卖自己的体力，那人妖却把自己做人的根都卖掉了。”钟鼎文笑笑，说：“你说得也太严重了一点，什么是做人的根？难道只有男女身上的生殖器才算是做人的根？”
此根并非彼根，钟鼎文把根的概念给偷换了。杨登科也懒得反驳他，闭嘴不声了。钟鼎文却有些意犹未尽，继续道：“登科实话跟你说吧，别看我这个派出所所长平时八面威风的，其实重压之下，也难免昧着良心做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还不如那个人妖，他卖掉的只是你所谓的做人的根，而我们卖掉的，却是自己的灵魂。”
杨登科不由得一震，仿佛身上某一根脆弱的神经被触着了。此前杨登科还从没听钟鼎文说过一句正经点的话，今天他竟然语出惊人，确属稀罕。杨登科看一眼钟鼎文，说：“几时成了哲学家了？”钟鼎文说：“什么哲学家，我是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警察做下来，不容易啊。”杨登科说：“看来是条条蛇咬人了。”
钟鼎文沉默片刻，说：“好吧，今天另找一个地方，免得你看了人妖伤心。”说着加大
油门，呜呜呜鸣响警笛，向市中心风驰电掣般驶去，唬得左右的车辆和行人往两旁直躲。出了繁华地段，钟鼎文才停了警笛，放慢车速，优哉游哉兜起风来。
杨登科知道这些鸣着警笛，招摇过市的特权车，不知内情的路人以为他们有什么紧急公务，其实多数时候都是抖威风，吓唬老百姓的。便说：“没卵急事，鸣警笛做什么呢？”钟鼎文倒也坦白，说：“无聊嘛。干我们这个行当的，没事就没事，有事就像鬼敲门一样，弄得你心惊肉跳，疲惫不堪。坐在车上，没事时拉响警笛，也刺激刺激自己。”杨登科说：“狼没来，你们将警笛拉得呜呜乱叫，行人车辆都给你们让路，狼真的来了，大家已经变得麻木，再拉警笛还管用么？”钟鼎文说：“管那么远干什么？该潇洒就潇洒一把嘛。”
在街上兜了两圈，钟鼎文忽然方向盘一打，将三菱开进了一条偏街。下了车，前面是一个小茶楼，招牌上标着白领茶庄四字。杨登科说：“请我喝茶？”钟鼎文说：“你觉得人妖粗俗，就到这里来高雅高雅。”杨登科说：“可惜我不是白领，而且连蓝领也做得窝窝囊囊的。”钟鼎文说：“人总要有一点追求嘛，现在不是白领，要争取以后做上白领。将相本无种，谁生来就是白领了？朱元璋当年还要过饭，当过和尚呢。”
说着两人迈入茶楼。茶楼老板显然跟钟鼎文熟悉，忙躬着身子迎上来，左一个钟所长右一个钟所长的，亲热得很。又回头吩咐身后的服务生，接待客人。服务生应声上前，将两人带到二楼，转个弯，敲开了靠里的一个名曰天池的包厢。
使杨登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包厢里已经先到了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竟然是农业局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杨登科就意识到钟鼎文和曾德平是事先安排好，才叫他到这里来的，也不知他俩要搞什么名堂。
杨登科跟曾德平打了招呼，问钟鼎文道：“你是怎么认识曾主任的？”钟鼎文说：“我是你的同学，曾主任去派出所办事时，跟我说他是你的同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杨登科回头问曾德平说：“就这么简单？”曾德平说：“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你想钟所长掌管城西大片治安，谁不想攀上他这棵大树？别的不说，至少在他的辖区内犯点小错误，他给你担当着，不会出问题。”钟鼎文笑道：“曾主任是个直爽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杨登科附和道：“曾主任这个算盘打得精，城西派出所要修治安大楼，天天晚上在外面创收，曾主任做了钟大所长的朋友，要少交好多罚款。看来今晚的客你请定了。”
三个人坐定，服务生就给曾德平递上一个不厚的本子，说茶叶品种都在里面，可任意选用。曾德平问钟鼎文：“钟大所长喜欢什么？”钟鼎文说：“没什么特殊爱好，曾主任你就随意吧。”曾德平对服务生说：“那就上一壶铁观音吧，另外来几小包槟榔和一碟葵花籽。”服务生说声稍等片刻，退出了包厢。
服务生的动作还算迅速，很快就端着托盘上来了，把东西摆在三人中间的矮几上。三人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有一句没一句聊起来。杨登科隐约意识到钟鼎文和曾德平喊他到这个地方来，好像不仅仅是来喝茶的，欲问个究竟，终于还是忍住了。
本来铁观音味酽，是醒脑的，可坐久了，杨登科还是犯起困来，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抬腕看看手表，已是十一点多。钟鼎文递过一颗槟榔，笑道：“真不中用。我们做警察的也像你这个熊样，那不要办案子了。”曾德平说：“你们不办案，那牛鬼蛇神岂不纷纷出了笼，那就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了。”
杨登科没有吃槟榔的爱好，朝钟鼎文摆摆手，说：“谁跟你们做警察的比得了？你们都是昼伏夜出的绿眼猫。”钟鼎文说：“看你这无精打采的样子，刚才我打电话时，你是在跟聂老师加班吧？”曾德平说：“那还用说？他家聂老师可是个美人儿，换了你我，也是抵不住诱惑的。”钟鼎文说：“怪不得我做了好久的工作，才勉强把登科喊出来。”杨登科说：“你们别老往歪处想了，我们老夫老妻了，还哪来那么大的干劲？”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杨登科实在困得不行，歪倒在桌边睡着了。钟鼎文打开桌上茶庄老板准备好的意见簿，撕下半页纸，卷了一个小喇叭，插进杨登科耳朵眼里。曾德平也不肯闲着，拿过桌上茶杯，往喇叭口里倒起喝剩的残茶来。
那茶水是刚加过热水的，杨登科当即被烫醒了，去捂耳朵，才发现里面全是茶水，骂道：“是谁恶作剧？”钟鼎文乐得直拍大腿，说：“人家喝茶用嘴，你却用耳朵，真是奇招，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曾德平说：“原来杨科还有特异功能。”
闹了一会，曾德平起身过去拉开了一直紧闭的窗帘。钟鼎文也跟过去，跟曾德平看起外面的夜景来。看了一阵，钟鼎文回头对杨登科说：“你这个乡巴佬，只知道打瞌睡，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候，也不看看人家的夜生活多么热闹？”
杨登科为了清醒头脑，只得来到窗边，去望外面。原来窗外是一条大街，虽然已是夜深，车辆行人依然往来如织。街对面是个宾馆，大门上方用霓虹灯装点出红杏山庄四个大字。这莫不是钟鼎文给杨前进介绍工作的那个红杏山庄？那次钟鼎文可是颇费了点力气的，要不杨前进到哪里去找七百元一个月的工作？
曾德平见杨登科望着红杏山庄出神，说：“杨科是不是也想到红杏去快活快活？”杨登科说：“你想去就去，不要把我扯到一起。”曾德平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嘛，刚才不是说过么？有钟大所长保驾护航，你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潇洒走一回。”钟鼎文一旁说：“绝对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们打保票。如果还不放心，我甚至可以安排两个兄弟给你们站岗放哨。”
杨登科忽想起一个机关里盛传的说法，笑道：“厅级领导嫖娼，警察站岗；处级领导嫖娼，大大方方；科级领导嫖娼，慌慌张张；普通干部嫖娼，罚个精光；一般职工嫖娼，开除回乡。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