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１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
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
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
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２）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１９２９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９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９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１６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２１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
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１１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
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１７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
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
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１７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１０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
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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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
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
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
“啊？”
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
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３）１９２９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２１００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６００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１９２４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２１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
原歌词大意如下：你我眼色相遇，你我嘴唇相贴，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
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
２月２３日，韦塞尔终于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
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１２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
冲锋队员喊“在！”
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
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３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４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７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