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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
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２）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Ｅｉｎ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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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
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
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
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
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
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３．２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
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
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１１月４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
“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３）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１０月３０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