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
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３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１９１１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
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
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９２２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
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１９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２）１９２２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
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１１月１５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２８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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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１２００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
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
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４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
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
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
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１１月２２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６．４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２２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Ｌ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１０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
开讲１０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