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的耿耿志士忠心，全无半点要保存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的私心杂念。曾国藩看后击节赞叹。他觉得这篇奏折是如此地卓尔不群，简直为自己所有的奏章所不可及。有这样一份折子奏上去，谁还能有理由阻止长江水师的改制呢？他对着奏章沉吟良久，始终不能从两种推测中把握一种：究竟是彭玉麟聪明绝顶，善于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自己的私人目的呢，还是他的确胸中充塞着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至情所激而发为至文呢？不过，有一点是曾国藩最后所确认的，那就是无论是出于前者还是出于后者，他都自叹不如！
曾国藩由彭玉麟这篇奏疏得到启发：如果将道光中叶以来，洋人与我们海上接仗的历史如实地排列出来，把它作为这个奏疏的附件的话，它将会以惨重的教训使阅读此奏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而不得不从心里赞同长江水师的改制。
两江总督幕府有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以汪士铎为首的编纂处立即组成。他们苦干了七日七夜，终于编成一篇四万字的《华夷海战三十年大事记》，并誊抄两份。一份存底，一份连同彭玉麟的奏疏，由薛福成亲自送到北京恭王府。
果然如曾、彭所料，这篇奏疏连同附件引起了恭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高度重视，连两宫太后也为之动容。恭王建议，为慎重起见，命军机处将彭奏和《大事记》一并发给直隶、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省总督，要他们就此事各抒己见。这时，彭玉麟也亲赴杭州游说左宗棠。出乎彭玉麟的意料，左宗棠听完他的陈述后立即表态：完全赞成长江水师改编为朝廷的经制之师。至于建海军一事，左宗棠劝彭玉麟不必着急。第一步要借此良机将长江水师整顿好，把不称职者尽行汰去，宁缺毋滥。第二步再做好长江两岸的巡守，保卫内河商船、民船的航行，并认真训练人才。第三步则以狼山镇为基地，筹备外海水师，保卫海疆，抵御外寇。现在先行第一步。并说他将以此复奏军机处。彭玉麟为左宗棠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所感动，临别时紧握老朋友的手说：“今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建制等方面，还请你多多指导。”左宗棠当仁不让地点头应允。
官文也给曾国藩、彭玉麟来了信，说我大清王朝早就应该建海军了，长江水师已是海军雏形，理应改为经制之师，永远存在下去。又说自己于水师不懂，假若今后真的兼了海军统领，那是无比荣幸的事，还请曾、彭多多辅佐，共创伟业。曾国藩、彭玉麟阅后，会心一笑。
杨岳斌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后十分激动，连夜命幕僚起草，以最坚定的态度支持此事。并说它将是我中国千古未有之大事，必会使宣宗爷、先帝含笑于九泉。又说自己宁可不当陕甘总督，愿去改制后的水师充当一个偏裨将校。
刘长佑、骆秉章、毛鸿宾都明确表示赞成此事。只有年迈的劳崇光态度比较含糊，既表示同意，又说要慎重，读完全篇，也不知他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不过，劳崇光在七位总督中的地位，只与毛鸿宾相上下，都是属于没有战功一类的，远不如左、杨、官、刘、骆，何况他也没有明白反对。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就这样顺顺当当地通过了。皇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筹建海军一事暂缓，先把水师整顿好，以巡守长江为主要职务。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廷任命彭玉麟为统领，并没有官文的名字，那个好名的大学士空喜了一场。
彭玉麟日夜与黄翼升、李朝斌等人计议，拟出了一个章程：统领之下设提督两员，由黄、李分任；建岳州、汉阳、湖口、瓜洲、狼山五镇，设总兵五人；立营二十四个，战船七百七十四号，营官二十四员，哨官七百七十四员，兵士一万两千人。鉴于水师中受赏大衔的很多，而实际营哨官只有八百来名，僧多粥少，不够分配，彭玉麟又想出一个点子：以大衔借补小缺。按衔高低排，同衔的按资历排。这样排下去，许多衔位高达参将、游击的，也只能当千总、把总。虽略觉委屈，他们也乐意。衔是空的，职务才是实的，千总、把总虽低，总比那些有衔无职的要强多了。长江水师原有两万人，彭玉麟对这支人马作了整顿。没有战功的，疲沓的，走私的，吸食鸦片的，有结党嫌疑的，统统予以裁撤。长江水师开始有了新气象。曾国藩对彭玉麟的整顿完全放心，他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上。
他素来服膺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认为正人心、厚风俗、扭转世风要比破长毛下金陵更难，而世风的好坏主要系于当政者。最高当政者以自己的人格和才能为表率，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慢慢地引起身边人效法，再向全国各级官吏推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凭着这股势力，人心可正派，风俗可淳厚。因而，他自己尽量做到以身作则，试图以此来感染身边的幕僚们，把他们培养成好的种子，撒到两江三省去，影响各府州县的官吏，从而逐渐把两江的风气扭转过来。为达此目的，他自己办事比先前更加勤勉。州县凡命案都要由他最后裁决，又经常派幕僚们下去查访吏治民情。继裕祺之后，又革掉了几个民愤很大的贪官，代之以幕僚中德才兼备者。
这时容闳从海外回来，大批从英美购来的机器母机也运到吴淞口。曾国藩大力表彰了容闳的忠心和才干，并安排他和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上海筹办机器制造总局，把安庆内军械所的大部分机器迁过去，小部分留下，作为上海总局的分局。
皇上念及功臣，特为降旨，为曾国藩的一等侯之上褒加“毅勇”二字，曾国荃的一等伯之上褒加“威毅”二字，李鸿章的一等伯之上褒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心中欢喜。
正当曾国藩为两江的振兴而努力的时候，清军与捻军交战的前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逼迫他不得不重上战场，最终使他由一个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一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原来，僧格林沁的部队在山东曹州中了捻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捻军砍下了头颅。噩耗震动朝野，两宫太后下令辍朝三日，为满蒙亲贵眼中巨星的陨落致哀。
僧格林沁与曾国藩同为带兵与太平军作战的大员，本应和衷共济，联合对敌，但实际上他们则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僧格林沁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湘军。湘军打下金陵，他又眼红，又不服输：堂堂大清国戚、蒙古亲王怎能不如汉族书生？他发誓要在两年内剿平活跃在皖、豫、鲁一带的捻军，企望以此来压倒江南汉人的功勋声望。僧格林沁求胜心切，驱使着马队昼夜不息地跟在捻军后面追赶。
捻，是北方人对社团组织的称谓。捻即捏，将分散的力量捏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入捻有一定的手续与仪式，其成员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诸如贫苦农民、船夫、渔夫、饥民、无业游民、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失业的人等等。捻众的斗争，表现在以联合的力量抗粮抗差，吃大户，护送走私盐贩，有时大股外出打劫财物，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逐渐吸引捻众的斗争转向政治方面，并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
咸丰五年，各路捻军首领百余人聚会安徽蒙城县雉河集。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祭告天地，宣布以推翻清朝廷为目的，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风风火火地闹开了，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天京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捻军也受到极大的挫折。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将领率领一部分人和捻军结成一股，并对捻军进行整顿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以复兴太平天国为自己的战斗目标。这支新捻军的主要领袖有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和荆王牛宏。四王共同商议，定下一条引鱼上钩的计策，将僧格林沁的队伍诱到山东曹州高楼寨包围圈里，在这里全歼僧部，写下了捻军史的辉煌一页。
对于僧格林沁覆没的下场，曾国藩早有所料。他一向厌恶这个骄横暴虐的亲王。金陵攻下不久，僧格林沁的部下在湖北被围，朝廷急调曾国藩赴鄂皖交界处救援，曾国藩不去。后朝廷又命湘军派部赴河南接受僧格林沁的调遣，他也借故不派。他要坐看这个虚骄的亲王的失败。现在，僧格林沁真的失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曾国藩得讯之初，着实有点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僧格林沁一死，与捻作战的主帅很可能就会是他。
果然，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曾国藩便接到命其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的上谕。上谕并命李鸿章暂行署理两江总督，刘郇膏暂行护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五千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日部，加起来不过八千。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他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抚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都不是易事。更何况芥航法师“一生鼎盛时期已过”、“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要在风平浪静处安身”的话，对曾国藩也影响至深。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知朝廷最虑京畿之安全，以及僧格林沁残部的安顿，他与李鸿章商量后，决定调潘鼎新率淮军五千人赴天津以卫畿辅，调刘铭传率部赴济宁，借以安定济宁僧部老营的军心。李鸿章最喜任事，他看准了湘军元气已竭，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捻战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也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李鸿章重施当年淮军下上海的气概，用轮船将潘鼎新部五千人由海运赴天津，又命刘铭传带领所部速赴济宁。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留在金陵的湘军，有不愿北去的，曾国藩准予他们回籍，命张诗日回湖南再招募。鲍超新近得一等子爵的荣誉，劲头很足，主动请缨，曾国藩叫他再招募四千，将霆军扩大到八千人。又调淮军张树声、周盛波部。考虑到淮军是李鸿章兄弟的部队，于是又请旨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又要李鸿章派满弟李昭庆赴营。这一次过江与捻军作战，曾国藩总觉凶多吉少，想起年已五十五岁，身体日渐衰弱，说不定会死在这次战役中，将公事料理得差不多后，曾国藩又将家事作了布置。
谈起家事，欧阳夫人第一关心的是剩下的一子二女的婚事。次子纪鸿今年满十八岁了，还没完婚，她要丈夫离江宁前办了这场喜事。曾国藩不主张早婚，他自己二十三岁才结婚。当年纪泽完婚时，他原本不同意，嫌早了，但拗不过父命，只得照办。现在夫人援引先例，他自己也变成了纯老人心态，巴望子女早日完婚，自己能多添几个孙儿孙女，也便欣然同意了。纪鸿刚满一岁时，曾国藩就与翰苑同僚郭霈霖结下了儿女亲家。郭家女儿长纪鸿三岁，据说而今已长成一个闲雅幽静、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郭霈霖在咸丰九年死去，女儿跟着母亲住在湖北黄州府老家。一个月前，郭家还来信说，女儿已经二十一岁了，希望曾家能早点订下婚期。曾国藩择了一个吉日，由纪泽出面，代表男家乘船前往郭府迎亲。
四女纪纯，早定了郭嵩焘的次子郭刚基。眼下郭嵩焘在广东做巡抚，几次来信催送媳妇过门，他将派火轮船来接，取道海上赴广州。对这个方案，曾国藩不同意。他认为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不如选择郭氏老家湘阴为宜。既然去年郭嵩焘嫁女可以在湘阴，由郭崑焘主持，为什么今年娶妇不可以这样办呢？郭嵩焘的意思还是在广州好，到时可以由他做父亲的亲自主持，婚事办得更隆重些。
郭嵩焘这几年在广州得罪了乡绅，又与总督毛鸿宾不太融洽，心情不甚舒畅，有辞官回籍之念，想趁在任时，热热闹闹为儿子办了婚事。去年，郭嵩焘以老朋友的身份向左宗棠指出，不应该借洪天贵福的事大肆指责曾国荃，并说曾国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大恩于他，希望他主动与曾国藩和好如初。谁知反倒惹得左宗棠勃然大怒。他决不同意郭嵩焘把公私混为一谈的说法，不能因曾国藩有恩于己就不指责其弟放走洪天贵福的大错。要说恩德，左宗棠说，他对曾国藩的恩德更大，于是列举了好几条：一、曾国藩的出山是因本督的推荐；二、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受鲍起豹、陶恩培等人的欺侮，是本督予以保护；三、靖港之败，是本督力劝曾国藩不要自杀；四、咸丰六年到八年，曾国藩在江西期间，本督为湘军提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左宗棠气愤地说，这些大恩大德，曾国藩成功后只字不提，反而说本督不应该指责老九，是曾国藩先不对，除非曾氏兄弟先向本督道歉，否则，“本督将终生不理睬”。
接到这封信后，郭嵩焘哭笑不得。心里想：当年若不是我在京师找潘祖荫等人为你左宗棠上疏求情，你的头早就没有了，哪还有今天“本督”“本督”的神气？我以老朋友、救命恩人的身份规劝几句，你都这样摆架子，何况别人！你左宗棠哪怕真的就是当今的诸葛亮，我也不和你交往了。郭嵩焘一气，从那时起便和左宗棠断了交，逢人便说左宗棠忘恩负义，居功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