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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双方休息一天。9月2日，“莫斯科”集团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压力下继续退向谢伊姆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全天都以集团军骑兵及第8、第10和混成军的兵力实施进攻，并在日终前逼近大库里察诃和谢伊姆河各渡口。
9月3日为大演习的最后一天．群南方”集团军对“莫斯科”集团军展开进攻，以左翼对卡斯托尔纳亚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面向库尔斯克迂回．同时，“南方”集团军还在通往库尔斯克的方向对“莫斯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牵制性突击。结果是，“南方”集团军主力（第8、第10军和集团军骑兵）对“莫所科”集团军的混成军和第13军之一部实施了突击。同时，“南方”集团军的混成军以佯攻把“莫斯科”集团军的第13、第17军和集团军骑兵牵制在马克瓦。战斗结果，“莫斯科”集团军被逐离奥廖尔一库尔斯克铁路线。9月3日11时，双方停战。9月4日，部队休息。9月5日，举行阅兵；之后，部队开赴冬季营地。
总之，对大演习的导演仅仅限于给双方规定总的任务，而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日程则不作具体规定。无论2在大演习的计划中，还是在总导演的指示中部未给大演习调理员规定在演习的某一阶段应判某一方为胜方。而且，双方被置于同等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各自的行动特点。日俄战争以后，各国军队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铁路输送。
象这样有大量军队和各种兵器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已经不能由指挥员想什么时候举行就什么时候举行了。组织与实施大演习成为一件复杂的事，需要专门进行准备和制定计划，大演习的导演机关、参演部队和演习地域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物资器材、医疗卫生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保障工作。对参演部队的组织、实施动员、运输与粮秣保障、安排宿营及其泡有关部队安置问题，须给予双方非常详细的指示。
至于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问题，则在计划中规定得相当笼统，通常，只给双方指明出发地区、大演习开始前部队集中地域、大演习开始时间、总的成术和战役任务，以及主要运输路线（在大规模演习中，要给双方指定铁路线）。
关于俄军举行的大演习的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给予正确阐述，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所著《专制制度和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军队》一书，虽然内容丰富，深刻分析了俄国军队的状况，但是对于举行大演习的问题，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于库罗帕特金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关于大演习情况的报告，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也只是引证了其中一些否定意见，而对报告中给予肯定的方面则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份报告中，库罗帕特金完全肯定了各军区部队之问举行大规模演习的实际意义。在报告的开头他写道：“举行大规模演习尽管会消耗掉国家的大量资财，但却能使军队、特别是军队首长经受有益的和必要的实际锻炼。因此，今后不仅要举行军区内部队的大演习，而且还要举行各军区部队之问的大演习。”
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大演习（如1883…1896年华沙军区，1889至1903年基辅军区、在外高加索、在远东和土耳其斯坦举行的大演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大演习中对双方的行动通常没有严格的规定。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注意到，大演习计划（“大演习的大致进程”）只“规定了战役开始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总之，大演习不是战斗行动的真正的排演。”但是，第一，战役开始的时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般都出上级指挥机关确定。第二，大演习也不可能是“战斗行动的真正排演”，因为排演意味着完成事先计划好、规定好的动作，而战斗是一种对抗性的现象，战斗的发展是交战双方意念，意志和行动冲突的结果。排演战斗行动而又不违反战斗发展的逻辑是不可能的。接着，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援引总参谋长萨哈罗武将军对1903年普斯科夫大演习及其他几次大演习的批评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总之，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普斯科夫大演习的，而且是对所有大演习的，它实质上说明了大演习是毫无意义的……”请问，用什么能够代替大演习呢？！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大演习中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是不应因此而否认，当时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是总结在当时一切积极的东西。如果想一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准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许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就更为重要了。
在谈到当时的大演习计划时，应特别指出，无论是在上面谈及的正式的细则和指示中，还是在《军事文集》和其他军事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要求，即在大演习中要使双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对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事先都不作规定，甚至不给双方规定大演习的课题。正如我们从库尔斯克大演习中所看到的，只是给每一方指明了出发地区和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一切，诸如怎样迎敌，怎样防御、进攻或退却等，则由双方指挥员决定。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炮火效力，总之，保障演习和大演习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效果。在各国军队中，大演习的总导演即总调理员。在俄国和德国的皇帝大演习中，由皇帝本人充当总调理员。给每个团或独立作战支队指派一名调理员和两名助理调理员。在由若干个部队组成的大支队中，给每个纵队指派调理员。
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