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不光存在于26师，不仅存在于川军，在**中每一个部队里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分别。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卢沟桥事变爆发，郝将军请缨北上抗日，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7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威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掩蔽起来，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多次与曰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之惨烈，双方损失惨重。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竞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会议场内可怕的沉默着，每一个人都深深陷入到了高飞的故事之中。
“39岁，郝将军阵亡时仅仅只有39岁！”高飞的眼角有些湿润：“他是一军之长，尚且率部战斗在第一线与敌死战，最后慷慨殉国！我高飞又算是个什么？焉能因为贪生怕死而驻步不前？其实，我**中又岂止只有一个郝将军？
吴克仁，陆军中将，67军军，1937年11月8日淞沪会战牺牲于上海松江：王铭童陆军中将，41军副军长兼122师师长。
四川陆军军官学校3期毕业，1938年3月7日鲁南会战中牺牲于山东滕县西门；佟麟阁，陆军中将，29军副军长，行伍出身。陆军巡阅使高级教导团，1937年7月28日南苑之战中牺牲于北平南苑大红门；饶国华、赵登禹、方叔洪……．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这些人，都是我高飞的前辈，官阶何止比我高上几个档次？他们尚且奋战于第一线，我高飞算得了什么！”
高飞深深的吸了口气：
“所以这才是我们拥有的最有利的武器，也是我们打败侵略者的法宝。不是冒险，不是冒失，而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高飞的话中透露着太多的无奈、悲伤，这也在记者中引起了一片叹息之声。
记者席中经过长久的沉默，一个美国记者站起来说道：“高将军，我再次表达我对于您和您部下在战场上英勇表现的崇高敬意。但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尽管中**队在战场上表现的大多非常勇敢，但是几次会战，中**队所取得的战果似乎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我想请问将军，您认为中国的抗战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吗？”
“能，一定能！”高飞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不是因为我是中**队的军官，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内战争机器高速运转，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连连得手，让这个原本就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进入了一种被贪欲和胜利膨胀了的癫狂状态。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福冈、神户、札幌等地的街头，到处涌动着参军参战的热潮，就连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的”战地服务团”，也因狂热的青年女学生争相报名而人满为患。
但是占领徐州之后，日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的抗战意志极为坚强。他们原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的格局是一盘散沙，中国远远地落在了他们的后面。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猛崛起，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时候，中国这个曾让他们无比敬畏的近邻，这个四方来朝的东方大国，却还陶醉在闭关锁国的温床上。当日本军方研制并开发出88式、94式、96式战机，BR…20式重爆、97式重型轰炸机、M…25装甲车、89式坦克、航空母舰、战列舰、重洋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各种轻重型火炮以及歪把子、三八大盖、特种烟等让英、美、德、意等西方军事强国也为之侧目的新式武器，并将这些武器大量生产配备至各个师团、航空大队以及舰队士兵手里的时候，连普通汽车也造不出的中国却在忙于打内战，中国各地的城头上还在不时变换着各种大旗，各路军阀们的手里还拿着过时的汉阳造、中正式、巩县”步枪和大刀等老掉牙的武器，为了争夺地盘和吞并对方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日本大本营原以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因而在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时，他们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
而事实上，中**队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大本营损兵折将，恼羞成怒，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台儿庄的惨败，他们出于面子，便兴师动众发动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之后，他们只占了一座空城，中**队的主力却跳出徐州，让他们颜面尽失。”
高飞停顿了下，然后继续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大本营却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只需要最后一击便会轰然倒塌。
因为根据他们的精确统计，攻占徐州后，大半个中国已经落人他们手中，其中包括中国的精华地区，中**队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已不堪一击。
因此，日本大本营饿狼般贪婪的目光，又垂涎三尺地盯上了中国的中南重镇武汉。
这个偏居一隅的短视、狂躁、急功近利而又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古老民族，当这个民族一旦遭受异族入侵，便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在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裂变释放出的巨大力量面前，任何入侵者都休想征服这个民族。当然，这种力量也是任何精密的仪器所无法计算的。
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武汉，多么美妙的地方！其地北连河南、南接湖南；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穿城而过，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溯江而上，则可背靠巴蜀大后方。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因素，占有这样一方九省通衢的宝地，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为地方政府，这样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政府‘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因此，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7。
基于这种战略构想，日军大本营决定转兵攻占武汉。
武汉，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华中明珠，这座九省通衢的通都大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时间，山河变色，血雨腥风，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汉，凝聚了世人焦虑的目光。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整整四个半月，在这里，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上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共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出动空军截击机和轰炸机400余架、舰艇140余艘，共计兵力40万人。
中**队投入兵力共1120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共计兵力100余万人。
诸位，武汉，这座重要的城市周边地区，日本天皇裕仁豁出去了，而做为我们国家以及民族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中正蒋总统也一样的豁出去了！”
（未完待续）
第五百五十章 周部长
说到这里，高飞的语气变得异常凝重：
“武汉会战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威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由于中**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必然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高飞嘴角露出了一丝罕见自勺微笑，似乎胜利已经就在眼前：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
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也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因此，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我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拖不起这场战争，但我们拖得起！”高飞的语气铿锵有力：“我们的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此我可以告诉在座的记者先生，也可以告诉全国正在与日军进行浴血奋战的所有将士和百姓们。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中**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但日本兵力虽强，它却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
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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